黄金本位”既不能废除，又不能独自承担重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任

　　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
　　英国早在1861年通过金本位法案，欧洲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19世纪后期相继实行金本位的货币制度。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大，对黄金的需要量不断增加，而黄金的产量有限，且在世界各地分布不平衡，加之战争等因素的影响，金币自由铸造与自由流通的基础不断削弱，银行券等价值符号对金币自由兑换的可能性日益缩小，黄金在国际间的自由输出和输入受到限制，最终导致西方国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宣告金币本位制破产，并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又宣布放弃金块本位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企图取代英国，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有44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与联盟国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布雷顿森林协定”。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从而确立了美元的霸主地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金融秩序又复动荡，国际社会及各方人士也纷纷探析能否建立一种新的国际金融体系，提出了许多改革主张，如恢复金本位，恢复美元本位制，实行综合货币本位制及设立最适合货币区等，但均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直至1976年1月，经过激烈争论，IMF理事会“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达成了“牙买加协议”，同年4月，IMF理事会通过了《IMF协定第二修正案》，从而形成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在牙买加体系下，货币的发行的表现为享有储备货币发行国的“逐利”行为。这种“逐利”行为会引起汇率大起大落，变动不定。1990年代初的日元升值、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从2005年开始的美元大幅贬值等一系列事件促使人们开始重新思索如何建立一个“高效安全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更多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家们又提起了“黄金本位”的概念。
　　然而单一的“黄金本位”就能完全适应当今高速发展并高度关联的世界经济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这句马克思的名言充分说明了黄金作为货币在全世界人类的发展史上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黄金本位制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也仅仅存在了100年左右就被废除了。以金本位为核心内容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全世界所拥有的黄金保有量不能满足当时世界上庞大的商品交易的需要。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是1976年，30年后的2006年全世界的黄金保有量是15万吨。而2006年全世界的GDP 总量近50万亿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全世界还可以供开采的最大黄金储量是现在黄金保有量的3倍，也就是说不到50万吨。现在的15万吨黄金对应50万亿美金的GDP总量显然是“爱莫能助”、50万吨黄金面对不断增长的更庞大的全球GDP，更是“回天乏术”了。
　　面对这种“黄金本位”既不能抛弃，又不能独担的尴尬，我们不得不思考找到另外的“国际货币”和黄金一起承担重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任。能作为在全球流通的“国际货币”的特殊商品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特性：稀缺性，普遍的可接受性以及可计量性。碳的排放量指标恰恰具备了以上三个特性。

“碳金本位”和黄金一起作为“国际货币”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一、 碳排放量指标的稀缺性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世界气象组织(WMO)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1988年联合建立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定了《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第三次会议制定了《京都议定书》，规定2005年2月16日起正式生效，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
　　以前，人们都认为大气是公共资源，可以不加约束地共享，但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加剧，大气资源变得越来越有限了，也需要各国间协调分配，有偿使用，只是它不像土地、矿产、水源等，无法界定产权，分配复杂，因此需要一个国际协定来规范和约束。《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改变了这种游戏规则，使得免费排放碳气体成为了历史，也使得碳排放量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京都议定书》就是规定各国怎样分配这种稀缺资源的法律。它规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责任和减排目标，并定期公布各个国家碳的排放量。它的签订及生效使得“碳气体”不能再随便排放，所有的签约国的经济生产都不再是单个国家的个体行为。所有签约国都将遵守承诺并把本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总量与碳气体排放牢牢地锁定在了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碳排放量指标就是一个国家GDP总额的指标，就是经济发展的指标。说得更通俗一些就是：一个国家如果提前用光了碳排放量指标，那么就不能再进行有排放的工业生产了，除非它能从市场上或者其他国家买到额外的碳排放指标。

　　二、 碳排放量指标的普遍和接受性

　　自1992年里约热内卢会议之后，已有18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此公约的目的旨在使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一定水平之下，不至于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以使生态系统有足够的时间适应气候变化，保证粮食安全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意味着签约的186个国家即全世界90%以上的国家都认可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个指标。
　　《京都议定书》创造性地提出了“各个国家可以互相购买排放指标”，规定了一种独特的贸易——如果一国的排放量低于条约规定的标准，则可将剩余额度卖给完不成规定义务的国家，以冲抵后者的减排义务。这使得像俄罗斯等这样的国家获得了更大的剩余减排额度，可以在加入《京都议定书》之后通过排放贸易大赚外汇。《京都议定书》从法律上认可了“碳排放量”成为了一种“国际商品”。这种“国际商品”的数量是有限的，然而扩大生产规模，追求无限大的GDP总量的欲望是无处不在的。当碳排放量指标成为放大GDP总量的第一要素时，这种世界商品自然会热得烫手。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不会去漠视和浪费这个“国际商品”。在这种情况下，碳排放量指标自然成为了世界各国政府所乐于接受的普遍商品了。

　　三、 碳排放量指标的可计量性

　　不可以计量的商品就不能交易，当然也就不能成为商品。碳排放量的计算非常复杂，但是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手段已经可以比较准确地计算。目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CPP)负责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控，并定期以报告的方式对外公布。同时还有多家国际权威的研究机构也定期发布空气中碳的排放数据。例如2007年5月下旬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研究表明，198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50亿吨，之后持续增加，至2004年已超过73亿吨。研究还表明，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几乎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中国年排放28.93亿吨二氧化碳，人均2.3吨，美国年排放54.1亿吨二氧化碳，人均20.1吨，欧盟年排放31.71亿吨二氧化碳，人均8.5吨。调查表明，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首位，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总量的23.7%，中国约占全球总量的13.6%。以上的数据都说明，人类对于环境的监测已经比较成熟和完善，技术也比较可靠了。

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这些可靠的气体排放计量手段，是碳气体排放量指标作为流通货币的基础。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来界定在一定时期人类可以使用的碳排放量指标的总额，还有就是这个总额如何分配到每个国家。如何去界定一定时期内可使用的碳排放量指标的总额呢？IPCC是希望达成每10年温度的改变不超过摄氏0.1度，在2100年之前温度上升不超过摄氏2度。通过碳排放量与大气气温之间的变化系数进行计算，可以得出全球每年或者一定时期可以排放到大气中的碳气体的总量指标。　　　　　　　　　　　　　  从总量上看，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预测表明，到2025年前后，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很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从人均来看，目前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2025年可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虽然仍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水平，但已丧失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低的优势。从排放强度来看，由于技术和设备相对陈旧、落后，能源消费强度大，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比较高。虽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京都议定书》只为“附件I国家”规定了具体减排义务，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数量的快速增长，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参与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承诺的压力与日俱增。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借口之一，就是议定书没有规定中国、印度、巴西等主要发展中国家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李恒远说，如果我国长期不承担温室气体控制义务，我国在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活动中遭受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如处置不当，有可能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
　　是挑战，也是机遇。在中国面临未来来自内部和外部节能、减排、环保的巨大压力下，中国政府也应该意识到，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现在全球都在积极研究关于如何建立全球有效的节能减排机制，中国政府应该积极的投身于关于机制、方法、法规的研究和探讨，去积极参与这些重大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制定游戏规则就是最大的权力。

(作者系国美电器集团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