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积累了日渐尖锐的矛盾。随着这些矛盾的逐渐显露，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与发展机制都在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经济在长达30多年的增长中，始终也未能有效地建立起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投资拉动一直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力。在“政绩GDP”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下，过度依靠投资拉动的结果就必然是不断累积的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经济无效增长的部分占整个增长中的比重不断扩大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
　　二是，由于市场化改革出现了明显的延缓趋势，因此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运行机制与经济发展模式始终也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来，相反，国进民退的现象却日益突出，社会资源越来越大规模地向政府手里集中，行政配置资源的特征愈加明显，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在不断弱化，除了依靠日复一日的宏观调控外，靠市场自身来解决经济问题的环境与机制都基本缺失。
　　三是，中国经济在资源配置上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差别越来越明显。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其主渠道与主机制都是资本市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资源配置的主角都是股市而不是银行，而中国经济在最近10年的发展中，却大大强化了银行功能并同时弱化了市场功能，股市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了“圈钱”的工具，其本身与生俱来的资源配置机制与资源配置功能都被不同程度地扭曲，使得资本市场在运行中缺乏应有的功能与效率。到今年一月份，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已经达到了80.5万亿元，相当于目前沪深股市总市值的4.33倍。银行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银行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表明我们的资源配置机制离现代市场经济正越来越远，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任务都同样任重道远。
　　在一个体制、机制与运行模式都发生不同程度变形的环境下来调整经济结构，其难度与复杂程度都会远远地高出人们的想象。在我看来，中国经济要有效地完成结构转型，必须跨越五座山。

　　第一座山是弃速度

　　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是速度第一质量第二，当速度与效率发生矛盾时，我们都往往是优先考虑速度。在这方面，去年就最为典型。在2008年底，中国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就已经开始显露，结构性矛盾也已经相当突出。但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中国政府为防止中国经济的急剧下滑，推出了大规模的救市计划，这个救市计划当时对于稳定中国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其中有大量救市资金流向了本来就应该淘汰的过剩产能与企业，这就使本来已经十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更加严重。今年以来，我们开始把调结构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但当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我们的宏观调控又开始变得举棋不定，不但调结构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动摇，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重蹈去年覆辙的征兆。如果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能有效地越过“保增长”这座山，那么调整经济结构的目标就不但会落空，经济转型的任务也很难有效推进并顺利实现。时间拖得越久，积累的矛盾就会越多，对经济的转型就越不利，经济的长远发展就会越困难。

　　第二座山是转理念

　　经济增长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似乎早就解决了的问题有必要重新研究。必须看到，中国经济的转型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而且是发展理念、发展机制、发展方式与发展动力的全面转换。经济的发展不能以GDP作为主要衡量指标，而必须把人民福祉的提升和幸福指数的提高作为目标。比如去年为了实现“保8”而把大量的信贷资金投入了房地产市场，不但催生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而且也大大激化了本来就十分严重的社会矛盾。如果经济增长的结果是人民群众连房子都买不起，并且以牺牲整整一代人为代价——大多数的80后和90后都既付不出首付又付不起月供因此连“房奴”都当不起而只能做“蜗奴”，那么这样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就不能说是成功的。经济转型并不只是要扶植几个企业与几个产业，而是发展机制、发展方式与发展动力的全面转换。现代经济体制与传统经济体制的最主要区别就在于：传统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是靠行政权力拨动的，现代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则是涌动的。没有市场的全面发育、没有竞争的充分展开、没有残酷的优胜劣汰，不但产业的升级换代难以形成，而且新的经济增长点也难以在竞争中产生与扩散，这就会使经济转型缺乏应有的机制与动力，转型的时间就会被大大拖延，转型的难度也会成倍增加。

　　第三座山是创机制

　　结构转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的发展中转型。发展中转型的基本前提是要有一个完善的市场和充分的竞争，并通过竞争的优胜劣汰来淘汰落后产能并发展先进产能，这种转型方式虽然残酷但社会的代价最小，经济的波动也最小。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国有垄断加行政控制的市场经济，因此中国的经济转型要想在发展中完成，其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另一种是在危机中转型。危机中转型的社会成本最高，经济的代价最大，但在整个经济的全面转型已经刻不容缓并且通过发展转型已无可能的时候，危机中转型就是不得不接受的方式和途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只能解决总量问题而不可能解决结构问题，结构问题的解决必须主要靠市场机制与市场竞争来实现。去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在危机中转型的重大机遇，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有效抓住这样的机遇，而且还加重了本来已经十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使得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变得更加艰难，包袱也更加沉重。今年的宏观调控把调结构作为主题和主线，这本来是要矫正过去的决策失误，但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全球经济面临二次探底的危险出现之后，我们的宏观政策又变得举棋不定。可以说，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在走钢丝，不在别人的危机中调结构，就只能在自己的危机中调结构。在流动性已经泛滥成灾的严峻形势下，再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就会招来“滞涨”的重大隐患，甚至可能给经济带来严重危机。

　　第四座山是调收入

　　结构调整的目的是为了保持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而这种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又都是为了增加人民群众的劳动收入与财产收入。因此，经济结构的转型必然伴随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或者可以反过来说，没有收入分配结构的全面调整，结构转型也将很难获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的结构转型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第二次变革，正因为其意义如此重大，因此其难度也会无比之高，甚至会遇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阻击与反抗。国进民退的现象必须改变，国有企业垄断国家主要资源的局面必须调整，资本市场单纯“圈钱”不讲回报的“造富机制”必须抛弃，整个社会的合理与有效的分配机制应该在转型的过程中不断地加以调整和完善。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已经发展到了临界点，再分化下去就将酿成大患。在结构转型的所有方面，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可能最为复杂也最难实现，但这是一个关乎子孙万代的宏伟基业，在这方面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有丝毫的松懈与怠慢。

　　第五座山是变环境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应该在一个共同的、公平的环境下展开竞争，否则，民营企业就永远也无法与国有企业竞争，中小企业也就永远也无法做大做强。现阶段中国经济的最主要问题是国有垄断，这种垄断既妨碍了竞争也降低了效率。国有企业不仅垄断了资源，而且还垄断了上游产品的价格；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还垄断了金融机构配置的绝大部分金融资产。无论货币政策紧还是松，国有企业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银行贷款，而中小企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大都既是民营企业又是中小企业，因而都很难得到必要的信贷支持，这也是最近几年第三产业迟迟得不到较快发展的主要根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调整经济结构与其说是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不如说是调整经济体制模式，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市场体制、市场机制与市场环境，以便让所有企业都能够在这样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中展开充分和有效的竞争。
　　五座大山就是五道门槛，每一座高山的跨越都会充满艰难和坎坷。在这个过程中，新经济增长点的形成和新兴产业群的建立必须给予格外关注，不如此，即使解决了中国经济结构扭曲和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潜力与发展后劲的问题也仍然难以解决。这既是中国经济新征程的开端，也是全新经济增长模式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曲折和阵痛，但却代表着中国经济的方向、希望和未来。

　　(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