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举行的记者会上，美国国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就人民币汇率讲话。新华社发

    从你的书桌、案头任意拿起一件物品，任何一件，十有八九都是中国制造的。我们做过这个实验——从闹钟到订书机，都出自中国工厂，正如去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高达2960亿美元的海量货物一样。
　　这些进口总额的数据是呼吁人民币升值的重要驱动因素，也是呼吁重启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国会法案的另一原因。这两种声音都基于这样一些假设：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美国的国内生产将增加，贸易逆差将会减少。然而这些假设无一是正确的。
　　随着失业率的上升，人们对美国国内生产充满忧虑，但影响就业的不仅是贸易因素。制造业提供的工作数量占总就业的比例从1979年的20%下降到了今天的10%，与中国的贸易总额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增加，但自此之后制造业的工作数量占比并无显著变化。随着美国工厂变得更有效率，能以更少的人工产出更多的商品，就业岗位转移到了服务业。10到15年前，美国生产着全球约1/5的商品，如今这一比例增长到近1/4，而且采用了更少人工。美国工人的问题切实存在，但无法通过错误指责中国得以解决。
　　随之而来的中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飞速增长给人以错觉，似乎他们从美国偷走了工作机会，但其实更多地以亚洲其他国家为代价取得。比如说，以前多半出自日本的电视机和音响设备，如今则多数来自中国。2007年，日本商品在全球商品中的占比比1995年下降6%，而同期中国上升了7%，占全球商品总额的11%。以往在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地在中国工厂里生产或组装。令人惊奇的不是你桌上的东西那么多是中国制造，而是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是那么少。
　　提高中国商品的价格无助于将生产转移到美国。增收关税或者推动人民币升值会让中国商品更贵但不会让美国出口的产品更便宜。除非价格差异很小，否则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不会转移到美国产品上。假设一款手机在中国制造的价格为100美元，而在美国生产需要200美元，即便将中国制造的手机价格提高到130美元，对美国产品吸引力的影响甚微，也无法刺激当地工厂增加招聘岗位。
　　当价格更高的时候，美国人可能会放弃购买中国产品，但是如果进口的货物属于简单部件或成本更低的组装品，那么放弃中国产品并不会改善美国经济。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过去使用中国制造的汽车座椅的一家美国汽车制造商将为同样的座椅支付更多，进而要么削减自身利润空间，要么提高整车价格。国内成衣制造公司强烈抗议对进口棉织物征税，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中国制造的部件、基本原料或者简单商品价格提高，则产成品甚至包括主要在美国制造的产成品价格也会水涨船高。更高的价格不符合任何公司或消费者的最佳利益。
　　用人民币升值或者提高关税的办法会促使生产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美国获得了一个胜利的表象：对华贸易逆差下降了。然而，整体的贸易失衡却会雪上加霜。这种情形下，要买到原来100美元的手机，美国人不得不支付130美元给中国，或120美元给新加坡。无论怎样，买同样的东西，需要向国外支付更多的美元。
　　以iPhone为例，商店里的实际价格接近300美元，尽管手机后壳上标注的唯一国名是中国，但价格中只有极少部分流向了中国。中国工人仅提供最终组装的工作，为整部手机增加的价值仅为4美元。新加坡生产核心处理器、美国提供触摸屏，占据了手机利润的主要部分。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或仅对价值4美元的组装步骤实施关税，整体成本可能才增加约1美元，对消费者的选择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但如果针对整个手机征税的话，将价格将提升至近400美元，则任何需求的下降对美国公司造成的损失都大于中国公司。
　　即便对全部在中国生产的商品而言，如果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大于对消费者需求的影响，贸易赤字同样无从改善。当中国商品价格飙升30%时，如果要达到改善贸易平衡的目的，美国人削减的购买总额至少要达到同样金额。假设在价格上涨之前，每天有10个美国人花10美元购买T恤衫。但当价格涨到13美元时，有两个人(20%)决定不买了，其余8个人要花费104美元——超过了之前的10个人的购买额。此种情形下，人民币升值30%会令贸易赤字恶化，因为虽然消费的东西少了，却需要花更多的钱。
　　其实有更好的办法。我们无需在汇率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可以支持美国制造，降低贸易赤字。要达成此目的，我们需要为美国出口提供更多机会。
　　大多数的出口政策动议仍然围绕在汇率变动上，这样做是错误的，原因有三。首先，很多美国商品的部件来自于中国或者其他地方，因此这些部件的价格提升会稀释美元贬值带来的收益。尽管经济学家提出2006年美元贬值以来，同期的贸易赤字减少，但这一现象更多是由于经济衰退而非汇率变动；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降幅超过对欧洲国家，而同期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是联系的。1999年以来，美元对欧元贬值40%，但对欧洲的贸易赤字却岿然不动地稳定。
　　其次，88%的美国生产都由国内消费，因此任何提高生产成本举措的结果主要由美国民众承担。
　　最后，外汇交易波动幅度极大，以此为据做出政策动议难免基础不牢。现在全球每天的外汇交易额约为2万亿美元，是全球日均GDP的10倍。绝大部分都是外汇交易员通过猜测其他交易员行动进行投机，只有一小部分，每年约100万亿美元，真正反映了货物和服务的交换。在交易员预期一致的情况下，今天让美元疲软的因素明天就可能消失，而两天内的经济基本面完全没有变化。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从实际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出发更为合理。因为美国制造业的产出在增长，而国内需求在萎缩，国外市场提供了天然的良机。中国时常抗议，如果不是由于美国过度控制出口，中国可以从美国进口更多商品——例如与安全防卫有关的闭路摄像机等产品。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白宫估计，每年可额外增加出口超过400亿美元，而且不造成任何国防威胁。
　　华盛顿政府宣称中国可以对美国商品进一步开放市场，会令中国消费者和美国生产商都受益，这也是事实。如果中国放松从国外专业进口领域限制，贸易量提升将有益于于各国企业。举例而言，美国在物流领域拥有一流的公司，如果放开对此限制，中国的国内商业将从中受益，金融产业、消费者安全、医疗行业也是如此。据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Economics)2006年估计，放开此类限制贸易额预计将每年提升约600亿美元。
　　这些加总在一起就是1000亿美元，或者说超过500万个的就业机会。美国2009年向世界出口商品总额超过1万亿元，增加1000亿元是可实现的，达至这一目标的最可靠方式不是通过汇率而是通过关注开放市场。通过加强知识产权和专利的保护，提高对真正美国产品的需求，可以进一步提升收益。不同于进口关税问题(可能导致有害的双边贸易限制措施)，中国在市场准入、产品保护等领域显示出了进行互惠互利双边谈判的意愿。
　　采取比干预汇率更明智做法的裨益丰厚而可观。外汇市场庞大而动荡，寄望其稳步改善并非良策。如果能够专注于提升数十亿人对美国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美国及美国的熟练工人定能见证更大的成功。

　　作者简介：

　　法兰克纽曼：现任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美国信孚银行首席执行官、美洲银行集团首席财务官、富国银行执首席财务官。
　　丹纽曼：为作家和经济研究者，居住在美国西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