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暖之下的碳交易,对金融市场乃至金融格局的影响,正日益显著。仔细分析这种影响,可以细分为一个短期问题和一个中长期问题。短期问题是,碳交易的结算货币会不会成为未来的主要国际货币;中长期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是否会在某种意义的“碳本位”上重建。
　　目前碳交易市场已经渐趋成熟,参与国地理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向多层次深化而财务复杂度更高。《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的短短几年,国际碳市场爆炸式增长,据英国新能源财务公司（New　Energy　Finance）2009年6月19日发布的预测报告,全球碳交易市场2020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世界银行统计显示,尽管全球经济在2008年下半年放缓,但2008年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规模扩大了一倍,高达近1300亿美元。
　　随着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放大,碳交易的计价结算货币绑定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货币职能,将对打破美元霸权地位促进货币格局多元化产生影响,碳交易市场将成为助推国际货币多元化的绝好契机。

　　谁将成为碳交易绑定货币？

　　在这个领域,欧元已经抢得了先机。无论是全球碳交易的配额市场,还是项目市场,欧元都占据相当大比例的使用空间。这与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领导力密不可分。
　　首先,欧盟排放贸易计划（EU　ETS）是全球最大的配额市场。2008年,EU　ETS的交易量和交易金额分别达到30.9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和920亿美元,这已占全球碳交易市场交易量的三分之二,交易额的四分之三。欧元也因此成为全球碳金融市场上,碳现货和碳衍生交易产品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
　　其次,在项目市场,欧盟买家是清洁发展机制（CDM）及联合履约机制（JI）市场的主体,拥有绝对影响力。2007年末欧盟买家的买方市场份额扩大到90%。项目市场中,发达国家之间JI项目的交易量还很小,绝大多数都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CDM项目,2008年CDM占全部项目市场的69.8%。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大多使用发达国家货币结算,这样,欧盟买家在项目市场的主导地位决定了这个市场多以欧元计价结算。
　　根据法国信托局（Caisse　des　dépots　et　consignations）气候金融部的数据,2007年全球碳基金已达58只,资金规模达到70亿欧元（约合95亿美元）。笔者依此计算,　2007年58只碳基金的货币组成中,来自政府投资者（包括政府机构、发展银行、私有部门）的资金93.3%是欧元;混合购买者（包括世界银行、其他发展银行、私有部门、政府机构）的资金84.7%为欧元。私人投资者（包括私有部门、发展银行、公共/私人合伙）的资金60.19%为欧元。其余为美元和极少的瑞士法郎和英镑。这充分说明,国际碳交易使用欧元作为计价结算货币已成为普遍事实。
　　实际上,在碳项目市场早期,采购主体以世界银行等美元基金为主,后来欧盟买家数量逐年增加占据主导。尤其是美国在退出《京都议定书》后丧失了对碳市场的领导力,欧盟后来居上。而美元的长期疲势,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碳项目市场以欧元计价结算的比重。
　　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往往要遵循“计价结算货币—储备货币—锚货币”的基本路径。其中,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贸易的计价和结算货币绑定权往往是货币崛起的起点。
　　在现行“信用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煤炭—英镑”、“石油—美元”的能源货币绑定权与货币霸权演变一样,低碳革命和清洁能源技术突进,已经为欧元地位提升带来新的助推力。
　　实际上,伴随各国在碳交易市场的参与度提高,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搭乘碳交易快车,提升本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加速走向世界主导国际货币的行列。日元已经在发力,澳元、加元等都具备提升空间。如果美国国会最终通过瓦克斯曼马基法案形成立法,美元在碳交易领域的话语权将大大加强。
　　中国作为CDM机制的最大供给国,2008年中国CDM项目产生的认证减排量(CER)成交量,已占世界总成交量的84%。中国应当抓住机会,争取碳项目市场定价权。随着中国本土自愿减排市场的建立,这个情况应当会有所改观。打造中国的碳金融中心和加强本土碳资产定价权,是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途径。未来通过国内碳金融体系的建立,伴随人民币碳基金和其他人民币碳金融产品的推出,将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碳本位:超主权货币的一个选择

　　对于“碳货币”的概念而言,笔者认为,真正的解读是,以二氧化碳排放权本身为锚币,构建全新的“商品信用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
　　且让我们跳出现行信用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放眼相当长的时间尺度,在全球统一碳市场运行成熟,减排技术高度发达,碳减排权价值趋于稳定之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超额减排量,通过碳货币间体系建构,有可能成为不同种类的碳货币,形成全新的“碳本位”国际货币体系。
　　首先,碳排放权是有可能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的。
　　它具有若干特性,除了稀缺性、普遍接受性和可计量性外,作为潜在的货币形式和新的货币本位,还具有两个重要属性,即可增长性和同质性。这就使得“碳货币”不会像黄金等稀有金属一样,因为产量枯竭限制经济发展进而导致货币体系崩溃。同时,碳排放权还具有统一的计量单位,品质易于划分,质量可以评价,符合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要求。
　　其次,与金本位或其他一篮子商品本位相比,碳的“商品信用本位”具有明显优势。
　　在金本位或商品本位下,充当本位货币的商品往往是被囤积的。历史上全球货币性黄金曾大量囤积在美国,二战爆发时,全球大约有80%的货币性黄金存放在美国。且不考虑储存成本及其可持续性,如此大量的资源性资产脱离全球经济的运行而被储存,本身就是灾难性的。
　　但是,这些严重弊端对于兼具商品和信用特征的碳货币本位来说,全部消失了。归根结底在于,碳的商品性来自于其信用特征,即国际规则赋予的排放一定量温室气体的权利,无形但确富有价值,具有供给总量的调节性。不同主体之间分割、分配和兑现完全可行且成本极低。
　　第三,并不只是政府和企业,个人也会参与这个市场。
　　《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全球碳交易体系三种机制,是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碳排放权买卖,非京都市场的自愿个人购买微乎其微。这客观上使得碳货币可能成为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之间流通的支付手段、交易媒介和储备资产,却很难满足私人部门持有和使用的需要。
　　然而事实上个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很大,驾驶、飞行、用电及供暖等个人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英国整体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4%,每户居民平均一年约排放10吨二氧化碳,政府对个人的二氧化碳排放采取限制措施,将使浪费者付出,让节约者获利。
　　早在2006年,时任英国环境大臣的大卫·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就提出了个人碳交易计划。在这个设想的计划中,他提出:“想象在一个碳成为货币的国家,我们的银行卡里既存有英镑也有碳点。当我们买电、天然气和燃料时,我们既可以使用碳点,也可以使用英镑。”政府为个人分配一定的碳点,在用气和用电时使用。当个人的碳点用完后,可向那些拥有节余碳点的人购买。个人碳交易计划,其意义在于把针对企业和组织的碳交易系统延伸到个人。这样,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具有完整流通域的货币,即碳货币。
　　这并不仅仅只是一种设想。2009年7月,韩国开始在全国家庭和店铺等非生产性单位,全面开展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二氧化碳储值卡”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活动参与者将根据使用的水、电、煤气等的节约量,换算成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而获得相应点数的奖励。配额的分配,以及折算的点数将参照最近两年的使用量进行估算,每个点数最多可获得相当于3韩元（1美元约合1289韩元）的储值额,储值额可以作为现金使用,也可以用来缴纳物业管理费,或兑换垃圾袋、交通卡、停车券等。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碳点货币作为具有货币信用特征的标准合约,未尝不是在继黄金、白银、美元之后的另一种可能被普遍接受或者可考虑采用的国际货币基础,至少可以作为一个与现行美元货币支付结算体系并行或补充的转账电子支付货币体系。
　　第四,碳货币可以采用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相似的汇率制度。
　　当前货币体系是信用本位制下的以浮动汇率为特征的“无体系的体系”（Non-system　System）,美元是唯一关键货币,多种货币共存。在过去千年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演变中,货币一度钉住贵金属。上世纪70年代进入牙买加体系后,出现了黄金的非货币化、储备货币多样化和汇率制度的多样化。全球浮动汇率制开始取代全球固定汇率制成为新的时尚。浮动汇率制下,一种货币以某个可变比率兑换其他货币。
　　碳货币可以采用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相似的汇率制度。在设想中,碳货币体系同样可以有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的选择。
　　如果固定汇率制被采纳,类似于金本位制下的铸币平价机制,碳货币本位下,各种货币将与一个标准品质的碳货币挂钩,比如自愿碳减排交易标准(VCS)或者“黄金标准”的碳信用,以确定相应的含碳量,由此确定两国碳货币的汇率基准。同时,市场实际汇率还随着碳货币供求关系围绕含碳比价上下波动。如果浮动汇率制被采纳,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由决定碳货币间汇率,政府将允许各国碳货币对应本国碳货币汇率浮动。当然,与有的国家实行钉住货币汇率制度一样,一种碳货币也可以选择钉住另一种碳货币。
　　当然,相比于发行世界货币单位等其他相似改革方案来说,碳货币本位可能要更加遥远。本质上来说货币体系的改革仍然是大国角力的结果。但是碳货币本位所内含的一些特质可能会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长远的改革方案有所启示。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提出超主权储备货币,虽然加强IMF地位和特别提款权作用仍是基于当前货币体系的主要现实选择,但是,“碳货币”的思路与超主权货币的要求,也多少存在契合。今后,在低碳经济大有发展和各国共识增强的前提下,碳货币有可能成为“超主权货币”的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