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下发《关于调整本市廉租住房准入标准继续扩大廉租住房受益面的通知》，将人均月收入、家庭财产的门槛分别从800元、9万元，放宽至低于960元、12万元。实际上，近几年上海频频降低廉租房的准入门槛，收入标准从“低保”放宽到人均月收入500元、600元、800元，人均居住面积标准从5平方米放宽至6平方米、7平方米。看来，与很多地方政府不同，上海在廉租房方面是玩真的。
　　对于高房价，相信国内的有识之士，多已表达了担忧，很多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亦频频表态不支持高房价。在坚持住宅商品化、市场化原则下，光靠官员表态、政策诱引和打压，是很难伤及高房价内核的。那么，与其如此，不若先搞住房保障。
　　道理很简单。在一定程度上，商品住宅市场确实已成为富人或投机者的“游乐场”，房产的天然投资属性，必然吸引大量的投资者、投机者。对此，政府很难深度调控，力度过大的行政干预会扰乱正常市场秩序，还不见得能抑制房价。那么，不妨就让市场机制说话。政府应把精力转向加强住房保障建设，先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需求。如此则基本形成住房体系的双轨制。
　　而在住房保障体系中，廉租房当首先考虑；其次才是经济适用房。2007年以“国24号文”为标志，国家开始在住房保障方面动真格，并修订了《廉租住房保障办法》，重新界定了购买对象、户型标准、退出机制等。
　　2008年1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出“9000亿安居工程投资计划”，12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131号文”，其中明确：2009-2011年计划通过廉租房解决747万户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总投入约2150亿元。然而，廉租房建设，实际上又遇到了老问题：地方政府投资不足，进度滞缓，甚至部分中西部城市靠多报人数，来套取中央的廉租房补贴。这一行为其实相当恶劣，打着为穷人谋福利的旗号，行骗取中央资金之实。还有少数地方政府的做法更为现实，干脆出售廉租房，以回笼资金，拿着钱再去建新的廉租房，以对付中央下达的廉租房指标，这严重扭曲了廉租房制度的本意。
　　地方政府永远差钱，只是去年以来受经济低迷影响，财政更加吃紧。资金短缺迫使地方政府寻求出售廉租房，结果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
　　按《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廉租住房保障资金来源包括：年度财政预算安排的廉租住房保障资金；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后的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余额；不得低于10%的土地出让净收益；政府的廉租住房租金收入；社会捐赠及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1998-2006年间，全国累计用于廉租住房制度的资金为70.8亿元，其中财政预算安排资金32.1亿元，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19.8亿元，土地出让净收益3.1亿元，社会捐赠0.2亿元,其他资金15.6亿元。
　　显而易见，财政预算是廉租资金来源的主体。公积金增值收益是否应用于廉租房建设，存在争议。目前公众寄予厚望的是，能否从土地出让金中多划出一些，用于廉租房。住房保障原本属于社会保障范畴，花在这里的钱，实质是财政的转移支付，没必要理清钱到底来自何处。但在目前廉租房资金实在难以保障的情况下，直接从土地出让金中割出一块“肉”，是一种“取之于房地产，用之于房地产”的直接转移支付，无可厚非。
　　遗憾的是，土地出让金却是本糊涂账。税收是一种有法律约束的、账目清楚的政府收入，而土地出让金却是完全由地方政府操控，号称“第二财政”的小金库。近几年，中央强调对土地出让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这有助于规范管理。但想要在支持廉租房建设方面出把力，还需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切实把卖地之“肥肉”，分点油水给急于租房的穷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上海市屡屡放宽廉租房受益面、增加投资的做法，值得其他城市效仿。实际上，在廉租房建设上面，上海一直走在全国前列，2000年上海成为全国首个实施廉租房制度的城市。截至2009年10月底，上海市廉租房受益家庭累计已达6万户，远高于北京的2.6万户，数量全国最多。
　　发达国家的廉租房能覆盖10%～20%的中低收入群体，中国香港高达三分之一。而我国大部分城市尚不足1%，即使2011年能按计划解决全国747万户的廉租问题，也仅占全部城镇家庭的不足4%。“革命”远未成功，政府尚须努力。地方政府绝不能以没钱为借口，在廉租房问题上打太极、捣糨糊、磨洋功。

（作者系房产研究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