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各国开始实行存款准备金制度以来，存款准备金制度经历了历史性的演变过程，从最初的保持银行的清偿能力，到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有效手段，无论是准备金制度本身还是它的作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减轻金融机构的负担和减少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税收功能对竞争机制的扭曲效应，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发达国家一样也存在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的趋势，但总体而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定存款准备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
 　 虽然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下降的过程，但改革的力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一些国家大幅度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甚至完全取消了存款准备金要求。例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瑞典等国家就已经完全取消存款准备金要求，这些取消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国家大部分都已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在这些国家，大多数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水平降低到了只与其日常清算需要相应的水平，实际上是清算的边际需要最终决定它们的准备金水平。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分别根据各自的结构特点，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措施协助银行在无指令性存款准备金要求情况下有效的管理准备金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
　　总之，根据近年来美国和其它若干国家的经验，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中央银行取消存款准备金要求，就必须大规模的改变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特别是中央银行为保持其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能力，必须保证相关的存款机构仍有在央行保持准备金负债。因此，中央银行可能至少会要求部分存款机构通过中央银行进行清算和金融交易，并继续对出现透支课以罚款。中央银行还必须采取其它一些措施，以使存款机构将其不大愿意使用的贴现窗口作为减轻准备金市场压力的安全阀。尽管如此，货币市场仍会剧烈波动，从而难以预测银行系统对准备金的要求而破坏中央银行实现理想的储备市场的能力。
　　不难看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频繁调整准备金率的同时，同样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却很少使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工具。从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情况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20世纪90年代前一直作为信贷总量调节工具，这和我国目前的情况类似；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存款准备金在西方国家的信用调节功能日益减弱。20世纪90年代初，以美、法、加等国家为代表，部分西方国家首先取消了定期存款的准备要求，随后这一做法为其他发达国家采用，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的存款准备金水平已基本降为0%，大部分国家放弃使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

　　导致以上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随着金融创新的进行，新金融业务的开展，新金融产品的推出，商业银行调度资金变得越来越容易，很多创新型金融工具可避开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调整法定准备金比率对货币供给的作用将越来越小。这也正是目前一些国家相继放弃这一政策工具的主要原因。
　　第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控功能日益减弱，很难满足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需要。相对于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作用剧烈，作用时滞大，不利于央行及时调整货币概览，并对金融市场进行微调。近年来，西方央行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上日益偏重价格型指标，工具选择上也更倾向于价格型工具，利率指标的重要性远远大于货币供应量，而存款准备金工具作为典型的数量型工具只能作用于银行机构的可贷资金量，而不能有效影响金融市场资金价格并引导资金流向，这一数量型特征也导致存款准备金工具逐渐淡出舞台。另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工具对信用收缩或扩张的影响力度过大，而该工具在实际作用过程中会出现严重的时滞，在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高的国家，这一时滞特征更为明显，使得中央银行主动性减弱，政策适用性下降。
　　第三，过去二十年间，存款准备金的风险管理功能也在逐渐减弱。随着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和新资本协议的全面实施，资本监管日益取代存款准备制度成为当局对商业银行进行风险监管的主要手段。其主要原因为:其一、在金融创新条件下，规避存款准备的金融创新产品繁多，存款准备要求日益失去了风险监管功能；其二、金融界对风险管理的认识日益深刻，监管者意识到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绝不仅仅是支付问题，支付困难只是银行体系风险爆发后的表现，通过建立存款准备制度或存款保险制度并不能在事前预防银行体系风险;其三、随着全面风险管理思想的深入，以资本监管为核心，资本充足率要求为核心的资本监管模式日益成为各国过高的准备金率必然提高存款机构的运行成本，使国内各家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不断，用于抵消这一政策工具的功能，这便增大了央行宏观调控的难度。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银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为使各类金融机构竞争基础处于平等地位，国际上法定准备金率有逐渐降低的趋势。西方国家以利率取代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利率传导作用越来越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针对银行信贷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反映状况越来越不全面，银行信贷传导作用越来越小的局面，日益健全金融市场；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资产价格、财富效应的传导作用越来越重要，开始将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监控指标之中；对预期和信心的传导作用的重视;新经济和股市财富效应的增强，致使利率与股市的关系复杂化，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也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