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将在伦敦召开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二次G20会议,与2008年11月15日的G20务虚会议不同,市场对即将召开的伦敦会议充满了期待。
　　但是,据相关人士透露,这场世界对其充满未来期待的会议,将讨论一个过去的话题,那就是“危机根源”问题。
　　话题存在这样一个背景,就是即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和还将继续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近期暗示,危机的根源,在于东亚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净储蓄,在于欧洲的结构性问题,唯独没有美国自身的问题。这种奇怪的逻辑是: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失衡,而中国等东亚国家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成因,美国次贷危机被归结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这种对危机根源的推诿有可能成为流行的国际话题,而推诿的结果,极有可能是中国在更大程度上为次贷危机担负罪名和埋单。
　　按照该逻辑,中国被定义为“危机根源方”,有人士认为,这会弱化中国在危机过后的全球格局调整中的战略角色。分析人士指出的潜在危害主要有二:其一,是潜在的外汇储备价值贬损,主要是美元可能存在无序性贬值,这将贬损中国庞大外汇储备资产的购买力,而如果中国,尤其是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被定义为危机根源,这种潜在的贬损有可能会得不到国际同情;其二,是在危机过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中,倡导国际货币多元化的中国,并努力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努力可能会被弱化,尤其是中国缺失像美欧一样巨额的黄金储备。
　　在保尔森发布其危机根源论后,中国有关机构进行了强有力的回应。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称之为“强盗逻辑”。而一位与美方有接触的人士则对本报记者直言,“这次感觉美国是阴谋阳谋一起来了”。在本报本组专题中,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也认为,这场危机根源的争论已经不只是一场学术之辩。
　　我们无意于非学术的争辩,在学术和理论上回答了危机根源问题,即是对无论是“强盗逻辑”还是学术逻辑最好的回应。
　　我们观察到,即便是美国人也并不对保尔森和伯南克的“过剩储蓄论”、“中国责任论”感冒,该逻辑的一个核心要点,是中国过多的储蓄,在2002年到2007年间压低了美国的利率,并引发了资产泡沫,造成了危机。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泰勒的理论研究尤其具有意义,他是著名货币政策范式“泰勒规则”的提出者。“泰勒规则”认为,真实利率的上涨程度必须比通货膨胀率更高,这样才能压制通货膨胀,在考虑到产出增长率等因素后,利用设定的长期通胀目标,可以前瞻性地预期“理论上合适的利率水平”。
　　在新近泰勒教授和约瑟芬·史密斯合作的论文中,他们依据“泰勒规则”建立了2002年至2006年间美国短期利率的最优值,发现美联储实际上在2002年就应该采取加息措施,而这拖延到了2004年,这期间联储利率只保持在1%的低位,大幅偏离利率最优值,到2004年美联储加息之前,偏离幅度约在300个基点,即便到2004年开始加息,幅度进程之慢,到2006年美联储才加息到和“泰勒规则”利率最优值相符。
　　另外,对有逻辑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资金压低了美国长期利率的“格林斯潘之谜”的问题,两位教授在论文中则给出了另外的解释,他们认为,低通货膨胀率是对低利率的反应,却产生了未来更低通货膨胀率的预期,考虑到对长期通货膨胀率的预期,收益率曲线向下移动。也就是说,市场相信他们能掌控通货膨胀,但问题是,大部分投资者（包括美联储）是着眼于商品与服务的价格,而不是房屋的价格,房屋资产价格并不在美国货币政策考虑范围之内,而现在看起来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两位教授的解释,从理论上指出,中国并没有错,是美联储在2002年到2006年期间过分压低利率使然,再加上糟糕的失去监管的美国金融体系,危机的根源我们已熟稔。
　　本不多言,但在保尔森和伯南克的逻辑中,东亚“过多的储蓄”如果还带来责难,则更无太多道理。不提文化的原因,东亚首先是试图吸取199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才积累外汇储备,而当年危机的直接原因即是美欧对冲基金。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说,观察中国这一轮过高的储蓄增长,会发现这并不是中国居民储蓄的增长,而是繁荣经济周期带来的企业和政府储蓄的增长,这是一个周期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并不具有长期性。
　　很显然,美联储和糟糕的美国金融体系是危机的根源,视野更宽广的话,根源是建立在二战后国际金融经济秩序的不合理框架之上的美国模式,这一不合理的框架实际上在过去60年一直没有根本改观,当前的产业、经济、金融全球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权利和义务极度不对等的美国化。
　　只有在清晰认清危机根源的基础上,才能寻找出危机的应对和发展方向。对于美国而言,到了我们重新审视和反思美国模式的时候了,也到了美国应当进行较为充分的结构性改革,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的时候了。对于中国而言,如果改善自身在国际产业、贸易和金融分工中的地位,如果切实扩大内需,规避潜在的重大风险,并战略性思考危机后国际格局的演变方向,则是题中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