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从微观来看，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细胞；从宏观来看，是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为实现各项经济目标，保持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是不可缺少的。经过30年的实践与探索，我国目前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尤其是在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压力下，中央银行灵活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基准利率、贷款引导等各项调控手段，不仅对稳定市场信心，保证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作用，更彰显出我国宏观调控体系正日臻成熟。然而，这一探索与完善的过程却是漫长、艰辛而又复杂的。

    1978年以前，为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我国参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体系——“大一统”的银行体系。“大财政、小银行”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中国人民银行的各项业务仅仅是作为对财政职能的补充，既无调控理念，更无调控主体，金融宏观调控的概念自然无从谈起。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陆续成立，旧有的“大一统”格局被打破，中国人民银行最终于1984年彻底摆脱了具体银行业务，开始集中精力有效发挥中央银行职能。与此同时，货币政策问题开始受到决策部门及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对其手段、目标等的研究更是见仁见智，“宏观调控”的概念逐步形成，并付诸实践。此时，中国人民银行的业务操作不再是普通银行行为，而是通过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的传导，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导向及调控作用。
    但是，在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建立的初期，由于对金融调控的意义尚缺乏深刻理解，对其中一些规律性和科学性的手段和方法认识不足，缺乏定量研究，操作工具在运用上缺少灵活性，对经济的调节方式总体上还处于一种简单粗放的状态：操作品种有限、业务规模窄小；利率结构单一，种类少、差别小；对货币政策时滞问题缺乏认识，而且由于没有设置中介目标，往往导致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际值与期望值之间产生较大偏差。1985年高通货膨胀、1988年的“抢购风”以及接踵而至的经济滑坡都是这种粗放式调控的结果。
    随着金融改革进程的加快，本质上要求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更加完善，这促使理论界对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操作目标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与探索，使金融调控对经济的作用方式逐步走向细致化和定量化。20世纪90年代之后，存款准备金制度一改往日仅作为央行资金来源的角色，开始作为调控基础货币和商业银行货币创造能力的手段加以运用；票据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的发展，为公开市场操作成为央行日常性货币政策工具提供了实施环境，且近年来规模不断增加；同时，利率结构呈现多元化，档次分类更加详尽，差别逐渐拉大，市场化定价机制不断完善，1996年CHIBOR以及2007年SHIBOR的投入运行成为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重要标志；确定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并由M0逐步转向M1、M2，通过对货币供应量进行定量测算与调节，充分反映市场信息，使各项操作工具能够有的放矢，作用效率也大大提高。
    正是基于以上种种对货币政策体系内部各种工具、目标的细化与完善，近年来，一方面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也更加准确，与以往的粗放效果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说到转型，由直接到间接的改变必然是我国宏观金融调控体系完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主要是采取信贷计划、行政命令等直接手段，90年代之后，伴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直接调控工具与间接调控工具并存、间接工具运用的比例和范围不断扩大是这一时期中央银行金融调控方式的主要特点。而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信贷规模管理等计划经济手段的寿终正寝，间接调控日渐成为我国中央银行的主要管理理念。
    2007年，我国通货膨胀率出现波峰，2008年第一季度CPI涨幅达8%，创10年新高。此次，央行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灵活搭配使用各种价格型、数量型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予以间接调控。此外，将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作为辅助手段，提示商业银行经营方向，传达宏观政策意图，通过推进金融企业上市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建设来提高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性。当前“以间接调控为主、直接调控为辅”的宏观调控模式，以较为完善的货币政策体系为基础，引入市场机制，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有力地保证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与稳定性，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现象的重现。
    纵观30年金融改革，我国宏观调控能力大大提高，实现了从无到有、从粗到细、从直接到间接的成功转型。正是由于间接调控方式的不断成熟和有效运用，使经济调控走出了以往“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怪圈。因此，即使面对当前国内外经济下滑的巨大压力，但日渐成熟的宏观调控体系却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目标绝非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