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动荡仍在延续，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正在加深，国际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较为明显，美欧等主要经济体面临着进入长周期下行区间的风险。

    对中国这样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始终具有基础性作用。在通货膨胀压力减缓、增长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将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确定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是基于宏观经济格局变化而审时度势作出的战略安排。在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触底、国际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的情形下，主要依靠外需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显然越来越不具有持续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必须在稳定外需的同时，将主要努力方向放置在扩大国内需求之上。刺激国内需求不仅能够增强我国对外部波动的应对能力，而且可以使增长成果尽可能转化为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在这个意义上，中央强调将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这体现了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我国长期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精准把握。
    为了实现保增长的经济目标，政府可以采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增加国内需求。与政府需求相比，居民的消费性需求和企业的投资性需求是内需的主体部分。不是政府取代企业和居民而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体，而是通过政策“信号”引导企业的生产行为和居民消费行为发生适应变动，以此形成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基础性力量。显然，我国通过扩内需这个“工具”来实现保增长这个“目标”，就应将政策的着力点归结为刺激居民的消费性需求和企业的投资性消费。就居民和企业而言，其形成需求通常要综合考虑两个因素：一是是否具有足够的需求“能力”，购买力程度直接决定了居民和企业的需求水平。二是是否具有足够的需求“意愿”，购买能力具备但购买意愿缺乏也难以形成真实的国内需求。可见，“能力”和“意愿”均满足的需求才是有效需求，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必须关注微观经济主体的需求能力和需求意愿。
    对居民消费性需求而言，收入水平直接决定着居民的商品购买能力，而收入水平又主要取决于就业状况和劳动生产率。当前，我国经济体中的就业形势较为严峻，这会通过收入效应和预期效应而削弱居民的消费能力。必须将保就业作为扩内需和保增长的根本出路，通过扩大就业岗位、增强劳动能力以不断提高就业水平。从扩大就业岗位来看，应在发展现代农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同时，充分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就业引致效应，降低进入壁垒以鼓励社会资本更为广泛地进入现代服务领域，协调提高创新能力和增加社会就业的关系，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在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同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增强劳动能力来看，应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背景下，不断增加对高等教育和高新技术的投资规模，特别重视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项目的投入力度，为农民工等群体的信息获取和异地流动提供社会化服务，不断提高劳动者人力资本含量，提高其在劳动市场的就业机会和议价能力。
    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影响着居民的消费能力，然而收入要最终转化为需求还需考虑居民的消费意愿，而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是影响居民消费意愿的关键因素。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和社会保障供给不足的条件下，中低收入者通常会选择被动储蓄而缩减即期消费。基于此，我国必须通过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缓解城乡、地区和行业收入差距相对拉大的趋势，通过就业市场改革、薪酬制度完善等方式，在初次分配中将效率和公平更好地统一起来。与此同时，应在市场化改革深化的背景下，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形成更有效的功能互补关系，政府特别要加强对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和社会保障住房等公共品的供给能力。针对城市中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应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背景下，加快构建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和重要民生物品的供给体系。
    对企业生产性需求而言，企业投资不仅会通过要素购买而拉动内需，而且会通过就业创造而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从投资能力的角度看，在经济下滑趋势明显的背景下，企业的资本可得性直接决定着其投资规模和能力。改革开放30年以来，民营企业通过创造就业、提供税源、扩大出口、增大投资等途径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无论是从间接融资还是直接融资的角度看，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始终面临着融资能力不足的难题。必须深化对国内直接融资市场和间接融资市场的改革，在直接融资市场上，应从经营效率的角度出发，主要按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等条件、而不是所有制属性来提供融资机会。在间接融资市场上，应通过银行股份制改革和业务范围拓展来增加国有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资本提供力度，同时应在强化监管的前提下，通过有序发展民间融资机构来化解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
    从投资意愿来看，企业的投资意愿取决于其对投资成本和收益的判断。在商务成本增大而收益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条件下，企业即使有投资能力也不会轻易选择扩张性战略。我国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助于稳定企业对未来的预期，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除此以外，政府必须从公共产品供给和行政效率提高的角度出发，通过经济体制完善来降低企业经营的制度性成本，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增强投资意愿提供更为有利的体制环境。
    为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对道路、桥梁、机场、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降低企业经营的物质型交易成本。同时，应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以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通过深化教育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通过深化科技制度改革以增强现代技术的可得性，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效率提高以降低企业经营的政策成本。显然，这些有助于企业商业成本的降低并形成激励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