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美国发生了一场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联邦政府周末决定拿出7000亿美元购买银行的坏账，以稳定金融体系。许多金融专家指出，政府如此救市，最后的费用至少在1万亿美元以上。想想看：美国的GDP还不足14万亿美元。闹不好，十分之一的GDP要拿去买银行的坏账。
　　这一系列救市组合拳的实质是什么？不妨打个比方：一家豪华酒楼里举办了个超级盛宴，山珍海味无所不有，每位出席者酒肉管够。等宴席结束，吃饱喝足的客人把剩下的好菜打包带走，酒楼里伺候他们一晚上的服务生兴冲冲地跑到餐桌那里拿小费，结果发现不仅小费一分没有，自己还要给整个宴席埋单！
　　市场经济，本来强调的就是个人责任。如果你存心买了自己明明知道支付不起的房子，如果银行发放了自己明明知道收不回来的贷款，那么你或者银行就必须为此承担后果。而政府救市，则是把那些平时克勤克俭的纳税人的钱拿出来，支付穷奢极欲之徒的坏账。这样，越不负责任的人，得到的奖赏越多。那些亏了上百亿美元的金融公司的CEO，年收入照样上千万美元。更糟的是，赶上这么个选举年，没人敢对政府救市说“不”。奥巴马还乘机提出，政府不仅要救华尔街，更要救老百姓。道理也是响当当的：如果那些把华尔街带入瘫痪的CEO们也靠政府救市维持自己上千万美元的收入，凭什么政府可以对小老百姓见死不救呢？不过，这种公正如果贯彻到底，也许政府要拿出的就不是1万亿美元，而是2万亿美元。将近五分之一的GDP拿去为不负责任的人承担责任，后果是什么？很显然，那就是加税。要埋这么大的单，美国也许要长期背上巨大的债务和高税率。这样经济还怎么发展？
　　美国公共媒体中最著名的投资家之一Jim Cramer说：“在这个紧要关头谈这些大道理没有用。现实是，如果政府在星期五不大规模救市，你星期一上班前到自动提款机取几百块现金时，可能就什么都取不出来。政府的动作至少避免了一场大萧条。”
　　这话有多大的可信度先另当别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这么一个世界大国，走到这步田地，实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且也绝非仅仅是华尔街乃至经济上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美国人在品德和素质上的蜕化和世界观的败落。“美国梦”从人类的理想变成了人类的恶梦。
　　要理解这一问题，必须从美国建国之父所界定的人生而俱有的基本权利说起，那就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如今这些原则美国人还是从小就学，但不知不觉中，他们所信奉的基本权利变成了“生命、自由和幸福”。
　　用“幸福”代替“追求幸福”，是一个本质的变化。建国之父们把“追求幸福”视为基本人权，是因为幸福是追求来的，是否真能得到，要看你自己的努力，别人(包括社会和国家)并不欠你。大萧条时代许多美国人丢了工作、流离失所，但不愿和儿孙谈这些事情，觉得丢面子。在他们看来，自己落到那步田地，是自己的责任。美国已经给他们提供了追求幸福的机会，是他们没有把握住。现在呢？你拿五千块买了五十万的房子也好，作为CEO亏了几百亿美元也好，大家本能的反应就是：政府要负起责任，要救人于水火。
　　这种心态，两党都有责任。房地产危机酝酿于克林顿时代。那时“两房”受政府的压力，必须给大量低收入的人提供贷款，哪怕对方没有坚实的信誉记录和可靠的偿还能力。次贷的形成则正是与此呼应。布什上台后，则鼓吹什么“所有者的社会”。更不用说当时美国俨然征服了世界，信心冲天，似乎生为美国人，有栋住房乃是天赋权利。这种权利如果没有实现，一定就是政府的责任。现在美国社会上上下下，都弥漫着这种理所当然(entitlement)的心态。
　　追根溯源，罗斯福新政的一系列措施固然为社会公平和稳定提供了可贵的基础，但新政哲学走入极端后，则把美国人养懒了，使他们心理上过分依靠政府。肯尼迪当年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现在的美国人则正好相反。当政府成了个大保姆后，国民就变成了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