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政协委员王同信、王鸿利在提案中呼吁，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使之与国民经济增长相适应；尽快制定并实施深圳市工资倍增计划，用五到七年时间使职工工资增长一倍以上，同时用三到五年时间实现最低工资倍增目标。（《深圳商报》）

　　这样的新闻总是令人兴奋。此前，在3月26日，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官员曾公开表示：广州将着力建立健全劳动报酬的公平合理分配制度，全面实施“工资倍增计划”，甚至被部分媒体评论视为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翻版，表达了一种良好的期望。
　　但中国的工资倍增计划显然不同于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因为现行统计体系并不科学，纳入统计体系的仅仅是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包括离退休人员、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从业者以及个体劳动者在内的7类劳动者还没有被纳入到统计范围之内。相对而言，越是弱势群体越有可能被排除在统计体系之外，且数量极为庞大，如2005年末，厦门市全社会从业人员139.52万人，其中在岗职工总人数为68.5万人，还占不到从业人员总数的一半。
　　近些年来，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使得统计弊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能反应中国劳动者真实的收入状况，统计部门每公布一次在岗职工收入标准，都会引发声势更猛烈的质疑浪潮，原因便在于此。这是决定工资倍增计划利弊的第一个要素，即统计本身是否客观、科学。
　　决定工资倍增计划利弊的第二个要素，即是否所有人的工资都同时倍增。比较理想的结果是普通劳动者，特别是收入明显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过低收入群体，他们的工资收入增长速度应该快于工资收入畸高群体。在中国，后者主要指财政供养群体与垄断国企从业者，他们不能“千年不变”地做工资增长的急先锋。
　　所谓收入畸高，即收入标准并非取决于劳动价值，而取决于特定行业、特殊地位与特殊权力。如财政供养群体，本来就是普通劳动者，按国际惯例是保持其收入在本国本地的中等收入水平，而在中国却演变成绝对的高收入群体，这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侵占了其他群体收入增长的空间。
　　第三个要素，工资倍增计划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是不是下几个文件要求用人单位定时定点提高工资标准就可以了。一部新《劳动合同法》就搞得用人单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何况工资倍增计划，对于企业的压力不知比前者沉重多少倍。
　　所以在实施工资倍增计划时，一方面要考虑完善法律法规，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利益，而同等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要致力于改善企业经营环境，要规范政府行为降低企业的社会交易成本，鼓励个人创业、企业创新等。不然，工资倍增计划就会变成无源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