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似乎注定着广州楼市又将处于风口浪尖上。春节的气息还没过去，但有关广州房价之变的新闻却接踵而来了。

　　比较突出的是，16日，广州首个限价房，也是全国首个双限房(限户型比例、限房价)的保利西子湾，首批843套限价房正式发售，一分钟就可卖出一套。这里成了全城乃至全国楼市的焦点。(《广州日报》2月17日)在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谢晓丹看来，限价房主要是想满足中等收入这种“夹心层”家庭首次置业的刚性需求。(中央电视台2月17日)

　　从最新一期央视《新闻调查》对广州市近年来的房市之变的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在住房政策上其实是走了弯路的。从住房制度改革伊始，偏重住房的商品属性，忽视住房作为“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生活必需品”的民生属性，进而在一些地方把房地产当成支柱产业来发展，迷信市场化的神话，扭曲了整个房地产市场。于是，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房地产业以一种超常规的速度发展起来，房价狂飙不止，养肥了不少房地产商和官员；而房奴和准房奴们去望楼兴叹，用几代人积攒的钱供了首期，还要每月还贷。
　　于是，中国的住房政策，从改革前福利化的这个极端，走向了市场化的另一个极端。而它们都存在一个共同点就是，再分配的极端不公平。它们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如果不能为规范利益博弈做出制度安排，那么，畸形的利益博弈将会导致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和社会生活的紊乱。
　　之后，中央对住房政策作了一些调整，突出了住房保障。但这里必须注意到的是，目前的住房制度，无形中仍然把庞大的、相对固定的、为城市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外来人口(有些地方外来人口甚至超过本地户口人数)排除在外的。在执法管理上，外来人口可以纳入实有人口管理，房地产大鳄等提及需求论时，往往会把外来人口算上住房需求之中，但实际的住房等保障机制却将外来人口放在末位考虑。而面对城市中不下的住房价格，这些外来人口，尤其是底层的打工者他们的工资收入，几乎形成不了现实的购买力，或者说形成不了购买力的需求。因此，尽管在理论上，城市化意味着对住房需求的增加，意味着对房地产市场的推动，但在现实中，却很难将这些由农村进入城市的人与住房需求挂起钩来。
　　换句话说，当前的住房制度虽然作了略微的调整，倾向于住房的民生属性，但是如果只是解决城市实际人口中占少数的本地人口的住房问题，而不想方设法满足和解决如此庞大的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和社会保障，恐怕再好的宏观调控也会功亏一篑。而看清这些问题，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判断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真实需求，也可以由此透视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某些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实际上需要政府部门和房地产业作出调整，以适应新的、但与前一阶段明显不同的需求。近些年来，人们一直热论的房地产中的结构性问题，其实就是政府部门和房地产业，没有面对这种需求进行自身调整的表现。现在是该要考虑出手、保障和调控解决外来人群的住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