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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1-16 作者：杨涛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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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无论在国家级的研究报告、商业机构的调查统计还是媒体的娱乐新闻中，一个热得烫手的词汇就是，“中产阶级”。应该说，直到上世纪后期，中产阶级一词还保留着浓厚的政治色彩，甚至还有点神秘。在人们的脑海中，它描述的是发达国家“富人”的生活，起码要“有房有车”。
然而，进入21世纪，伴随着我们周围“有房有车”的人越来越多，关于中产阶级的各类讨论、调查铺天盖地而来。在这些五花八门的讨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商业性的，往往由金融机构或咨询公司主导进行，目的还是从收入结构、消费者行为的角度，来为中国市场“画像”。也有一部分是学术性的，由研究机构所主导，目的在于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在情况，也隐含了为政府提供智囊服务的意图。再就是偏娱乐性的，通常由平面或网络媒体主导，其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吸引眼球，成为读者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
这种“中产阶级讨论热”的形成并非偶然。一方面，政府要全面发展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必然想找到稳定性较强的群体，成为政策影响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的提法便吻合了这一目标。另一方面，在消费日益升级的社会变迁中，人们需要进行身份定位，进而找到支持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目标，“中产阶级之梦”便开始融入人们的意识。
然而，有趣的是，在无论是基于何种目标的调查中，都能找到一些共同特点，例如对中产阶级的标准存在很大的认识差异，即使对某些高收入人士来讲，也缺乏中产阶级的归属感等。事实上，这也反映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独立的中产阶级在我国还远没有形成。
首先，就中产阶级在西方国家的起源来看，一般指二战后兴起的群体，他们不同于传统农场主、商人、自由职业者及以没落贵族为代表的旧中产阶级，以所谓“白领”为主。对个人权利的追求、尊严感的维持与价值观的稳定，是这一阶层的主要特点。而在我国，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精英文化”追求彻底消灭后，对个人独立性的追求，已让位于金钱带来的快感。伴随着收入和文化水平的增加，这种现象更明显。中国的中产阶级，往往都是“物质强人，精神矮子”，难以成为文明社会的中坚力量。更何况，由于劳动者保护还有待改进，加上工会力量的弱化，整个社会还未形成保护雇佣者的制度氛围，这样也难以形成中产阶级的独立人格。
再者，未来中国也难以出现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并成为政策作用的主要对象。由于人口、资源等方面的差异，西方国家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纺锤形”社会，很长时间内在中国难以复制，恐怕更可能的，只是缩短“哑铃型”社会的两端，避免贫富过度分化。对中国只能进行“巨国模型”的分析，也只有印度可以做比较，即使印度目前已经宣称有3亿的中产阶级，但另外还有3.5亿处于贫困线下的人群，这远非和谐社会的理想模式。作为政策含义，就是说在人口过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靠壮大中产阶级而实现小康社会，是不现实的。理性的做法，一是严厉控制通过非市场途径过度积累财富的行为，二是把更多的资源和政策，偏向于解决城市贫民和农民的生存状况，从而真正奠定和谐社会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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