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抛出“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这个引起激烈争议的观点后，近来经济学家茅于轼又语出惊人，鼓吹中国大学应该涨学费：如果降低高校学费，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基于同样的思路，他也主张电价应该上涨。(1月6日《南方都市报》)

　　在这之前，张维迎同样的观点曾引起舆论激烈的抨击。实际上不仅张、茅持此论，以“富人搭穷人便车”为由鼓吹公共品涨价已经成为经济学家惯常的论调。他们认为：很多公共政策，以穷人的名义制定，但是穷人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富人却搭了便车。例如油价，中国当前汽油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但汽油一要提价就受到“穷人负担不起”的指责，实际上马路上开车的大部分人并非穷人，低油价受益最多的是富人；现在社会上炒得比较热的几项费用，比如教育、交通、住房，还有最基本的水、电、热的价格，都要防止富人搭穷人的便车。
　　防止富人在低价中搭穷人便车———这个涨价理由看似没错，其实不然。因为公共必需品上的“富人搭穷人便车”，这本就是一种正常状态，是政府为了满足公众基本的公共品需求而不得不承受的代价，不管最发达的国家还是最穷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是如此。为了让大多数人用得起起码的公共品，尤其是支付能力较差的穷人，政府必须尽可能维持公共品的低价，富人因为支付能力较强，当然就搭了穷人的便车。所以在必需公共品上“富人搭穷人便车”天经地义，不这样才不正常、才非常可怕，因为那意味着绝大多数人承受不起的高价公共品。
　　从教育到交通，再到最基本的水、电、热，这些都属于每个人必需的公共产品，所谓必需就是“无之必不然”：没有水就不能生存，没有电就不能正常生活，无法接受教育向上流动的制度通道就被堵死———所以在这些公共品上，政府只能以绝大多数人的平均承受力为收费标准，以社会最弱者的支付能力为参照系。如果以富人支付能力为标准定价而实施高收费，富人是搭不了穷人的便车了，可社会大多数人就用不起电、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了。
　　经济学家会理直气壮地反驳：穷人上不起学，政府可以用向富人收来的高学费以奖学金、助学金的形式补贴穷人啊———这话说起来容易，可我们的制度具备这种即时补贴和转移支付的保障功能吗？当穷人上不起学时，他们能即时获得高校的助学金吗？当穷人交不起供暖费时，他们能迅速被纳入供热保障而不影响到基本生活吗？实际上，由于转移支付的滞后性和补贴的间接性、不确定性，绝大多数国家在公共品供给上都选择了以低价尽可能让更多人消费得起公共品，而不是依赖高收费之外的补贴，“富人搭穷人便车”是无奈的选择。
　　有人会愤愤不平地质问，难道真的容忍富人这样搭穷人的便车吗？当然不能。投鼠忌器，为了大多数人享受得起教育、交通之类的公共必需品，不得不维持较低的公共品价格让富人占了便宜———但是，在必需品上不能涨价，可以通过向奢侈品课加重税、向富人征更多税的方式来进行补偿啊。富人在必需品上沾了穷人的便宜，政府有理由向他们征更多的税。如此，富人比穷人承担了更多的税收义务，政府每年教育投入的钱更多来自于富人，这样自然就实现平衡了，富人根本沾不着便宜。
　　解决公共品上“富人搭穷人便车”的问题，只能以向富人更多征税的方式完成，而不能提高公共品费用———因为那样会置更多人于消费不起公共品的危险境地，使公共品落入市场化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