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政策的调整可以是市场化的，而货币政策的调整不一定就是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对于市场的具体运作最好不要干涉太多，尽量维持市场的可预期性，才是上上之策。
　　此轮股市大幅下挫是收紧流动性的直接后果，有关方面或应考虑如此伤筋动骨的调控是否有改进的必要。
　　没有什么误解比这种误解更可笑，即5·30上调印花税是行政手段，因此很不高明，而此次以控制资金流向、紧缩信贷为主导的手段贴近市场，因此很高明。从此次股市下挫人们反应之迟缓就可见一斑，事实上，他们的损失比在5·30大跌还要大得多。
　　特殊货币政策也可能变成单纯的行政手段。事实上，操控资金流向，甚至以窗口指导的方式紧缩信贷等手段，其非市场化的本义，比起上调印花税来不遑多让，并且因其更隐蔽，而让多数普通投资者哑口无言，以为是被市场撞断了腰。但其实，财税政策的调整可以是市场化的，而货币政策的调整不一定就是市场化的。
　　宏观调控分成货币政策与财税政策两大类，通常人们对于财税政策更加警惕，似乎税收政策最终决定财富的分配方式。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税收决定初始分配与二次分配的比例，因此人们对于税收政策做出的反应往往是最直接的，远的如市场投资者对于印花税一面倒的反对之声，近的如在股票交易所得填报纳税单，虽然有关部门重申“暂不征税”，但仍然激起一片质疑。
　　相比财税政策，货币政策面目模糊，分配财富形式更为隐蔽，以一种让大多数人莫名其妙的办法不知不觉达到了目的。
　　关于货币政策有数重误解，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市场手段强大的潜在影响力。如果美联储也是动辄调整基准利率，那么我国央行调整利率就是向国际先进的市场经验看齐，不仅不应该批评，还应该大加表扬。
　　首先要澄清的是，货币政策虽然一直都有，但美联储之所以频频动用利率手段，正是美元之锚硬生生从黄金上扯断的结果之一，因此不得不频频调整利息，以使美元找到一个平衡点。很奇怪的是，无数人在抨击美元的肆意贬值、向世界输出通胀之余，却对美联储的降息政策表示出一种奇特的好感，虽然那是促使美元加速贬值的一种自利手段。在格林斯潘成为受美国人拥戴的降息大王之后，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看来要步格林斯潘的后尘，在两次降息后12月降息风声再起，这直接推动了包括中国资本市场在内的全球股市过热，此次中国资本市场受到严厉打压也有部分要拜美国所赐。美国降息中国吃药，更确切地说是中国企业和中国股民吃药，这种压力传导机制使普通投资者处在世界资本市场生物链的最底层。
　　更有必要澄清的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手段之所以被称为市场化的手段，是因为其越来越依靠于公开市场操作，间接刺激市场做出反应。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联储也曾以银行信贷为中间目标，通过控制信贷掌握经济起伏，但结果是对长期通胀缺乏约束力，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因此到上世纪70年代之后对于货币增长的调控成为主要手段，最后过渡到目前的以经济增长、就业、通胀等综合体系作为调控的目标。美联储在尽其所能，通过模拟市场化的手段，将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干扰降到最低。
　　我国由于市场化的利率传导机制尚未形成，金融机构、资本市场的政策市特色，以及经济飞速发展造成货币乘数效应急剧放大，导致的后果就是，虽然经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息、发行央票等一系列手段，市场上仍然“流动性泛滥”，货币总量居高不下。因此，为了减少货币，有关方面被迫祭出窗口指导这一独门暗器。
　　这一暗器杀伤力巨大，并且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回资金，使市场处于短暂的失血性休克状态。窗口指导种类繁多，比如对银行具体信贷额的控制，对于不同企业贷款数量的严格限制，甚至对于某地提取现金上限的限制，推而广之，所有对于资金流向的直接控制都可列入窗口指导的目录之中。
　　这样的货币政策与市场二字不太沾边，这样的窗口指导式的调控也显得过于生硬，副作用较大。一方面人为阻断了市场的资金流动，损害了市场的预期；另一方面对资金使用中最关键的低效问题毫无助益，反而会降低市场的配置效率。
　　对资本市场而言，投资者从追逐重组股到绩优蓝筹股再到ST股，围着资金流向的指挥棒团团转，其结果并未使市场成为高效的、能够筛选出优质上市公司基因的市场。上世纪80年代日本大藏省曾暗示国内机构投资者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以支撑美元，表面上是为了使美元不至于贬值太快，既可以维持日元与美元之间的平衡，也可以让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不缩水，从道理上来讲完全正确，是从大局出发。但结果呢？套住了无数日本投资者，日本政府不得不花十几年的时间，来弥补当时的失策。希望我们不要重蹈这一覆辙，对于市场的具体运作不要干涉太多，尽量维持市场的可预期性，才是上上之策。

(作者系每日经济新闻评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