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收费让公众欲辩而无言，因为它们都有着足够正义的理由。日前，从杭州和深圳分别传出消息，两个城市将部分收取“交通拥堵费”，以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改善城市空气环境。（9月21日《新闻晚报》）广州市则把中心城区征收“交通拥挤费”的时间设定在2020年，眼下要兑现的一项调节性收费是，出卖经济适用房收益的80%要上交市财政。在杭州，这一比例是55%。（同日《羊城晚报》）

　　交通拥堵费是为了缓解交通压力，土地增值费是为了遏制住房炒作，可以说这样的征收目的由不得你不赞成。在此之前，还有所谓“阶梯式水价”的说法，就是靠涨价来促进节约用水。归结起来，种种收费行为都是为了老百姓好，拿出一个像样的反对理由还真难。不过，所有这些调节性收费似乎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样一大笔钱将怎样来花？
　　调节性收费靠惩罚达到遏制某种行为的目的，它并非天然合理。比如水价，本来目前的水价已经足够支付供水企业的成本，实行阶梯性水价必然产生企业收入的溢出。尽管收费可以找到“节约用水”的高尚理由，但这部分额外之财却不具备天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如何用这笔钱，是一个大问题。交通拥堵费和土地增值费也一样，它们的征收都将带来两个后果，一是有可能缓解交通拥堵和炒房问题本身，二是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前者是目的，后者却是连带收益。政府如果对这部分连带收益默不作声，显然体现不出政府的道义。
　　在准备征收交通拥堵费之前，有关方面对伦敦等城市征收交通拥堵费的做法大力宣扬，我们所听到的几乎全是收费带来的交通状况改善。然而，这笔费用征收之后作了怎样的用途，似乎无人提及也无人过问。也许人们是基于这样的良好愿望：收费增加的是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是全体公众的福祉。这只是理论上的推断，现实则复杂得多。当初向个体户征收的管理费，本来要求取之于个体户用之于个体户，如今却成了一些工商部门的“小金库”和“养人费”。（9月18日《中国青年报》）在财经体制尚不严密的情况下，制度设计时的小漏洞几乎必然带来日后操作层面的大麻烦。
　　收取交通拥堵费，本意是为了缓解交通压力，但如果拥堵费的用途不作严格界定，那么它很有可能成为一种致命诱惑，某些地方政府会随意扩大征收的范围和标准。到那时，最初的目的将被人淡忘，只留下沉重的负担让公众疼痛。这样的事例，并不罕见。水价、电价、油价之类的上涨，有关部门都可以找一个“节约资源”的由头，核心的问题仍然是紧紧抓住那部分额外的收益。政府不能为逐利而存在，财政的最高追求应该是收支平衡，因此额外的收益必须有正当的、明确的投入方向。
　　其实，按照自然公平的原则来看，交通拥堵费当然要用于改善道路交通条件，土地增值费也应当用于廉租房、经适房的建设投入，涨价的水电费至少要用于补贴困难群体。在这些大方向之外，还应当有细致的计划和严密的保障措施，以确保调节性收费不被瓜分或滥用。遗憾的，已经准备征收拥堵费、增值费的城市，对此几乎未着一字。因此，我们的追问也许并不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