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卡托研究所等在内的经济自由网络(Eco-nomicFreedomNetwork)于近日发布了《世界经济自由报告》。这份最新的报告显示，在141个经济体中，香港特别行政区连续11年荣登“最自由经济体”宝座。
　　在满分为10分的几项指标中，包括政府规模、法律框架和财产安全、稳健货币、自由贸易，以及对信用、劳工和商业的管制等，香港获8.9分。紧随其后的是新加坡(8.8分)，新西兰(8.5分)，瑞士(8.3分)，加拿大(8.1分)，英国(8.1分)，美国(8.1分)，爱沙尼亚(8.0分)，澳大利亚(7.9分)和爱尔兰(7.9分)。中国内地排名86，得分为6.3分。另外两个转型国家的表现要逊于中国内地，巴西(6.0分)排名101位，俄罗斯(5.8分)排名112位。垫底的则是津巴布韦和缅甸。
　　《世界经济自由报告》衡量的是政治与制度对经济的影响程度，由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研究和教育机构在经济自由网络协作下完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曾经参与该项目。自1996年该报告发布以来，迄今为止已有11年，而香港一直位于最自由经济体的榜首。今年的报告再次确认了香港作为自由港的地位，同时也确认了法治和自由市场原则在香港依旧不可动摇，这加强和巩固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回归十年中，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担忧，认为香港的经济自由可能会受到影响，“一国两制”并不会真正得到贯彻落实。但《世界经济自由报告》表明了一点，至少在经济上，十年之后，香港依旧最自由。那么香港何以最自由？
　　香港之所以经济最自由，关键的一点是，政府将“看得见的手”缩了回去。回归之前和回归以来的十年，香港政府秉持了“政府作为守夜人”的原则，对经济的干预，尤其是对自由贸易和金融服务的干预，如无必要，不轻易出手。
　　香港以法制健全、市场开放、公开透明、资本自由流动以及货币完全可兑换等一连串相关的制度因素保障其今天的自由地位，这些因素一环扣一环，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会累及其他的环节，进而影响整个环境。很显然，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并不是依靠政府的命令就能建成，而是一个历史延续、政策取向、社会参与相互交织的过程。这给内地城市的启示是，必须认识到“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国际金融中心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每一个环节上朝更为灵活、更方便投资者的角度努力，并坚持基于法律之上的管制，这是回归十年之后的香港带给内地最珍贵的经验。
　　中国内地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法律体系建设滞后于发展的需要，从而出现了漏洞。而另外一方面，在利益驱动下道德风险自然上涨，却又缺乏基于法律之上的有效管制，导致金融稳定性差，其环境依旧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这些正是内地城市不如香港之处。管制低效，货币政策过于宽松，企业在会计、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等方面普遍存在问题，较低的透明度等，这些都会影响投资者信心。当然，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一直令人注目，内地城市依然前景看好，不过上述种种因素始终是内地城市在竞争国际金融中心的道路上必须克服的障碍。
　　2006年10月，胡祖六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谁能摘取中国金融中心桂冠》文章，指出了上海与香港之间对“中国金融中心”的竞争。上海拥有远东金融中心逝去的背影，当然也有陆家嘴拔地而起的身姿，然而就金融中兴而言，深圳、天津等都对上海和香港产生一定的影响。我曾在《国际金融中心不能一蹴而就》一文中提到，这种影响除了竞争，还应该从合作的层面来看。多家公司选择沪港两地上市，以及最近的“港股直通车”建议也表明了这种合作的可能性。尽管“港股直通车”暂缓，但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并没有停止。金融中心之间固然有竞争，但对于整个金融业的发展来说，多一种选择是好事。也即是说，香港、上海、深圳与天津之间完全可以达成良性的竞争与互动，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金融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