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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月10日《一份“百姓缺药登记表”凸显“降价死”现象》的报道，从一个经营便宜“老药品”的平价药房的视角，把药价虚高的现象梳理了一次，并指出单纯地行政降价不是解决药价虚高的根本办法，必须解决垄断经营和新药审批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
如今，由于公共财政对公立医院经费支持不足等原因，导致这些非营利机构发生了职能错位：从药厂到医药公司，再到医院药房的药品加价、利益均沾机制，助长药价越高越易上处方，药品一上政府降价目录就“死”。
为此，我建议考虑从社会的第三部门寻求突破。
国际经验证明，非营利组织在就业、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可以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大多数医院本身就应当是非营利机构。此外，还要催生新的非营利医疗机构，培育更有使命感的卓越人物。
努力经营，但志在解决社会问题，这样的机构被称为“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不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最终目标，他们致力于促进社会变革，希望改变人们的生活。
在南非，维络尼卡·霍萨发展出以家庭为基础的艾滋病人护理模式，改变了政府的卫生政策。美国人詹姆斯·格兰特领导和行销了全球儿童免疫运动，挽救了2500万个生命。在巴西，因为法维奥·罗萨的努力，数十万边远的农村居民用上了电。这些社会企业家所为，都是通过创新思维，高效整合资源并博采众长，把非营利机构的使命清晰、开放、信任和分享，与企业的创新、高效、结果导向相结合，为公众提供优质而低价的服务。
这种思路和人才，也是目前我国医疗改革所需的。
目前，尽管民营医院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改变中国医疗领域状况的一支有生力量，也将成长于这个领域。2003年年底，民营的上海海江医院关闭药房，专事诊疗，卖药则由从社会上引进的药房承担。由于实名举报当地医疗腐败现象受到打击，处境艰难的公立医院医生肖启伟，也是在民营医院重新上岗。
去年2月，云南省宣威市新任卫生局长石有昌发现，拥有优质资源的大医院在进药无需“回扣”的私人诊所面前，失去了对农民的吸引力，这才启动了震动全国的药品“竞示采购，统一配送”的改革。向公众贡献一份“百姓缺药登记表”的杭州天天好大药房，也是民营机构。
在这些制度创新之外，道德力量也是改良中国医疗体制的社会企业家的重要素质。不论是试图满足百姓吃便宜药的民营平价药店，还是在与回扣潜规则相斗争的肖启伟等人身上，都有人类的良知之光在照耀。光明所到之处，都在一定范围内撕开了黑暗的潜规则，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光明，还有力推进了人们的思考和行动。
社会企业家成批出现，并发挥更大作用，有赖于政府支持。比如说，在宣威市的小环境下，就可能创造相对公平的制度环境，对潜规则有相当遏制。如果一个大致公平的竞争环境形成，使一定数量的有竞争力的外资、民营医院进入市场，对公立医院的优势地位真正构成冲击，医药分离的体制就会在竞争中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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