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向以其金融体制而自得，在美式金融体制下，独立会计师事务所、标准的会计准则、证券分析师的研究、金融市场监管、反欺诈和内部人交易的法律等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市场制衡体系。但从安然丑闻到次贷危机，表明美国的制衡体制几乎在每个环节上，从基本原则、具体条款到管理体制的实践都存在严重缺陷，这一点在审计环节暴露无遗。
　　在审计环节，美国制衡体系之所以失灵，美式会计准则及其法律原则的基本缺陷不能辞其咎。北美之外几乎所有经济大国都采用国际会计准则，或是努力向其靠近；而在北美通行的却是公认会计准则。就总体而言，国际会计准则比公认会计准则更严密。国际会计准则是从“原则”角度出发，要求会计人员确保他们准备的财务报表能够反映当事公司真实的财务状况；相形之下，公认会计准则与美国法律一样是一个“以条例为基础的体系”，失之过于繁琐和偏重于会计技巧，更便于管理人员人为操纵，编制误导性的财务报告和牟取个人利益。在此次危机中，蓄意利用会计准则缺陷造假者并非少数。雷曼兄弟公司在2007年已经受困于次贷危机，但其2008年3月18日公布的第一个财务季度报告仍然报出了4.89亿美元的盈利，远远高于市场的普遍预期。财报公布当天，雷曼股价暴涨46%，扭转了此前两天股价连续下跌30%的局面。实际上，雷曼兄弟公司的账面盈利大部分来自会计准则的“按模型计价”方法，亦即为了粉饰资产负债表，会计准则准许雷曼调整自己的估值模型，直到取得自己满意的数字为止。在这份财报中，雷曼对其65亿美元担保债务凭证(CDO)的冲减额仅有2亿美元，实际上其中约有25%在4月份得到的标普评级就已经落到了BB＋或更低，最终，这部分CDO基本上分文不值。
　　尽管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会制定更多的规则条款以弥补漏洞，但在这场监管与反监管的“猫鼠游戏”中，美国会计准则和法律体系基本原则的根本缺陷决定了监管者们永远只能落在后面。
　　在具体条款方面，与国际会计准则相比，公认会计准则提高了一些关键信息披露的门槛，其后果在这场次贷危机中暴露无遗。此次危机中，西方巨型商业银行和投行的损失很多来自容纳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的所谓特殊目的实体(SPV，又称作“表外实体”、“可变利益实体”)，如花旗集团救助的6个结构性投资工具规模达490亿美元，汇丰出问题的两个结构性投资工具规模为450亿美元。实践证明，特殊目的实体资产公允价值大幅度减少，发起银行往往需要承担一半以上的损失，因此应当将特殊目的实体并入资产负债表中；正由于特殊目的实体资产负债结构不透明，才使得危机一旦爆发就不可收拾。国际会计准则和公认会计准则均要求在控股情况下或者发起实体承担大部分预期风险和利益时合并资产负债表，但前者对“控股”的定义是达到有效控制(股权比例可低于50%)，后者对“控股”的定义则是持股50%以上。
　　基本原则和条款已经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管理体制和实践方面的缺陷更为突出。在前几年安然事件引爆的一系列会计造假丑闻中，独立会计师事务所协助企业造假的行为沦为千夫所指，结果导致安达信解体。会计师事务所之所以会协同企业造假，关键在于利益冲突和政府部门处罚中的“心慈手软”。在安然丑闻之前，会计师事务所经常为其审计对象从事收益丰厚的资讯业务，以至于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从安然公司得到的管理咨询收入反而比审计收入还高。显然，对于会计师事务所来说，他们很难对其咨询业务大客户的账目严格把关。安然丑闻爆发后，美国政府通过了《会计行业改革法》，禁止会计师事务所为其审计对象提供咨询服务，但接受审计的公司仍然有权力决定雇用哪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自己的账目，在这种隐含的可能失去审计业务的压力之下，会计师事务所仍然难以有足够的底气严格把关客户的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