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短期来看,2007年以来肆虐亚洲的高通胀可能死灰复燃、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抬头、货币危机可能回归。而亚洲国家拿出的市场救援方案还停留在各自为战的地步,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负外部性。当这种负外部性累积到一定程度,最终可能让所有人的利益都受损。

　　鉴于新兴市场国家在抗金融风险能力、法律制度环境和国际政策协调机制等方面都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华尔街金融危机迅速向全球蔓延后,这些新兴市场国家能否安全渡过危机引人关注。特别是亚洲,在1997年金融风暴中遭受重创,最近十年又重新崛起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因此,其经济前景如何,直接关系到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的预期。

　　如果说从虚拟经济扩散到实体经济是美国式危机传导模式,那么由于实体经济不景气拖垮本国金融部门,则很可能是亚洲国家所面临的危机演化路径。事实上,亚洲经济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那般强健。除股市暴跌和出口疲弱这些普遍症状外,各国还陷入了各式各样的麻烦:一些国家,如印度和越南,一边背负着两位数的通胀率,一边却不得不考虑追随其他国家降息,无异于在“滞胀”泥潭边缘嬉戏的孩童;另一些国家,如韩国和泰国,再次面临本币急剧贬值和外资出逃的压力,而巴基斯坦已处于“国家破产”的边缘。
  　从亚洲国家拿出的市场救援方案看,救市措施还停留在各自为战的地步,且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负外部性。当这种负外部性累积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当它以乘数效应不断放大冲击后果时,最终可能让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损害。
 　 综合各方情况,笔者认为,亚洲经济或许将面临三个不确定性:
　　首先,就短期来看,2007年以来肆虐亚洲的高通胀可能死灰复燃。原因是,在经济增速放缓、信贷供给不足和通胀压力减轻的情况下,各国很自然地倾向于选择“松财政”和“松货币”的政策搭配,其结果就是在经济复苏的同时伴随着通胀的回升。从近日中国中央和地方出台的一些“促发展”措施来看,既包括庞大的财政补贴和固定资产投资,也包括鼓励金融机构对企业和购房者放松信贷。无疑,在刺激产出急剧扩张的同时,物价水平也将水涨船高。
　　“两松”政策搭配是有两个隐含前提的:国际油价将不断下跌与美元强势将成常态。从前者来看,这显然不符合石油输出国的利益,势必会强化其扭转当前的供求关系的努力,最终令油价确定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理位置;从后者来看,随着美国双赤字的不断扩大和市场对美国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担心,美元的下滑将带动以美元计价的石油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发生波动。 　　而从一个较长期视角来看,若危机影响持续数年,严重依赖出口的亚洲经济不得不将过剩的产能集中转向内销市场,由于供过于求,消费品和工业品价格将一路走低。由此,通胀可能最终转化为通货紧缩。
　　其次,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在亚洲抬头。回顾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前期,由于美国实行《斯慕特－霍利关税法案》,将2万多种进口产品的关税大幅提高,引发各国群起效仿。每个国家都试图将自己与外部危机隔绝开来,结果反而加剧了危机在全球迅速蔓延的速度和烈度。也就是说,这种错误的做法使1929年发生的一场普通金融危机最终演变为破坏性巨大的世界性经济长期衰退。
　　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目前正在亚洲隐约浮现:由于担心明年经济涨幅可能不足4%,泰国正考虑将泰铢贬值5%以支撑其出口;中国近日也宣布将再次调高纺织品、服装和机电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由于亚洲国家在出口结构和出口市场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同质性,在跟风效应驱使下,预料其他国家也很快会有类似激励措施出台。从单个国家角度看,通过促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理性的做法,本无可厚非,但如果着眼于整个地区的共同利益,则各国竞相采取货币贬值或出口补贴的措施来刺激出口,很可能引发本地区某种形式的贸易战或竞赛。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无非是亚洲国家彼此之间玩了一场零和游戏,以更加廉价的商品补贴发达国家,使其坐收渔人之利。
　　最后,亚洲货币危机可能回归。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其本质看是一场货币危机。危机爆发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大都将本国货币以某种频率钉住美元,因而本地区实际上存在一个“东亚美元本位”,这是东亚经济长期严重依赖对美出口的结果。研究表明,一些国家对美元的不恰当钉住是酿成危机的重要根源:如果能事先引入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通过货币的适度贬值,或许可能避免这次货币危机。
　　在危机结束十年后,亚洲各国虽然对国内金融体系做了一些修补,外汇储备绝对规模也有不同程度增加,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也取得一定进展,然而,许多国家其实迄今依然没能从根本上摆脱货币危机的阴影。一方面,美元本位依然存在,经济对出口的依赖没有本质变化,除中国等少数国家外,贸易逆差、外汇储备不足（相对于国际资本日益扩大的流动规模）、热钱大量进出等问题仍困扰着许多亚洲国家;另一方面,随着危机的逐渐远去,各国风险意识及合作意愿都在下降。凡此种种,都不能不引起亚洲国家的警惕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