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处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而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显然主要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是一个政府缺位和越位的问题。如汪洋最近所指出的，“有些领导脑子里面就只有发展经济，社会建设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文化建设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污染怎么样以后再说！经济上要干的事，千方百计！生活上有什么问题，也要先生产后生活。”把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理解成唯经济建设中心，政府强势主导经济增长，荒废了社会治理的天职，社会问题丛生自是顺理成章。这也就是说，当下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很大程度上是陈旧的发展观所致。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从陈旧的发展观中解放出来。
经济增长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但这不等于就需要唯经济建设中心。经济增长不是万金油，不是所有的经济增长，都自然而然地带来社会的发展。没有社会的制衡，没有普世价值的制衡，政府强势主导的片面的经济增长就会是盲目的增长，就会最终异化，成为与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发展对立的一种力量。
政府强势主导的片面的经济增长，必然伴生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导致高昂的社会成本。为什么经济对外依附性过强的局面难于改变？是因为内需没有拉动。为什么内需不能拉动？是因为普罗大众长期的低工资低福利。如果说低工资是我们民族企业的一个国际竞争优势，不宜于过早放弃这个优势，那么，由此造成的普罗大众的实际收入的降低，本应由国家提供的普遍福利来弥补。而事实上，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税收和财政的高速增长，国家并不是没有钱来提供普遍福利。但普遍福利一直缺位，本应是国家作为主要出资者的全民社会保障，却主要靠商业性的社会保险来替代，普遍福利的负担就这样转嫁给了企业和劳动者，使劳动者并没有多少实际受益，也使企业更加不堪负荷。
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普遍福利难以实现？高昂的行政成本及腐败成本当然是制约因素，但最重要的制约因素，还在于项目拉动、投资拉动的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实质改变。在先生产、后生活的传统观念的主导下，不顾一切保增长，集中一切资源用于拉动增长，就成了政府的主导思维。这种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战争思维，它把发展经济当作一场在总量上赶超竞争对手的经济战争。而但凡是战争就必然有代价，就必然要牺牲很多人。所谓基本权利，所谓公平正义，所谓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所有这些制衡因素都不能不统统让位。总量赶超的经济战车呼啸前行，它以速度为最高追求，把所有的制衡都当作恶意干扰无情地碾过，全然无视必然伴生的血泪和呻吟。
不顾一切，不惜一切代价的经济增长，即唯经济建设中心，所不顾的主要是基本权利，所不惜的代价主要是人的代价。只有自由的发展才会最终导向发展的自由，不自由的发展，最终不免导向发展的歧途，即人的负发展、社会的负发展。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提升普罗大众的生活品质没有多少关系，与普罗大众的生命需要没有多少关系，不能让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受益，那么受益的就只会是极少数。权利的倒金字塔结构，就带来利益的倒金字塔结构，构成我们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出现这样一个悖论：社会矛盾和冲突愈是增长，就愈是冀望经济增长来解决；而高危运行的经济愈是增长，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就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就愈是加剧。社会就这样走入了恶性循环。
这样的恶性循环是该到终结的时候了。经济增长不能不顾一切，冲击一切。只有愿意接受基本权利制衡的经济增长，只有愿意与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并进的经济增长，只有这种人性化的经济增长，友善的经济增长，才是有生命力的增长，才是永续的增长。片面的经济增长固然可持续一时，但这种社会成本尤其是人心成本巨高的增长，最终是要遭遇天花板的。趁着当下经济态势稳定，政府力量强大，及时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型，使经济增长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犹为未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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