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的困境只不过是投资和消费内部失衡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原因，通过名义汇率的大幅升值来治理通胀有本末倒置之嫌。
　　在实际汇率决定等式中(实际汇率增速＝名义汇率增速＋通货膨胀变动率)，由于价格传导不畅导致通胀因素累积释放的情况下，国内更多的声音开始寄望于名义汇率一步到位的大幅升值；认为这样就能够将价格上涨的压力消弭于无形。这种机械思路背后的一个潜在逻辑依然是，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能有效地缩小顺差，改善国际收支。在人民币兑美元突破7.2的关口之后(相关报道见本报B04版)，这种声音显得更加急切。
　　但是显然地，全球化趋势下的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全球生产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并实现了按价值链组织全球分工，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货币、贸易和更多宏观经济变量的传导机制，使传统的通过汇率来调整贸易平衡的机制在低端价值链几乎完全失效。更明确地说，汇率弹性取决于当下各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所处的位置。
　　例如，瑞士-美国合资的罗技(LOGITECH)公司，每年在美国销售二千万个在中国苏州制造的鼠标。鼠标单价40美元，其中，罗技得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得15美元，零配件供应商得14美元，包括工人工资、电力和其他经常开支在内，苏州仅得3美元。《华尔街日报》就此评论，“罗技公司的苏州货仓是当前世界经济的缩影。”

价值链低端消解汇率弹性

　　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但制成品的最终价值决定却并不在中国，品牌、技术附加值和流通领域拿走了其中的大部分。有数据显示，中国2007年对美元的有效汇率上升了12%(名义汇率升值＋通胀)，但对美输出的中国商品价格仅仅上升了2.1%，而且主要还是能源价格上涨所导致的海运成本上升。
　　因此，价值链低端的位置决定了中国的汇率弹性相当地低，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变化所引起的在中国部分增加值的变化很难传递至最终制成品价格，尽管这些制成品都被冠以“中国制造”的标签。外部的需求很难受到一个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国家货币价值的调节。相反，中国的利益很可能在这种不同价值链的利润重新分配中进一步受损。
　　从根本上讲，增强汇率弹性只能靠自主创新的产业结构的跃升。对加工贸易而言，无论内需如何扩大、人民币如何升值，只要有对国内工资等加工费和税收的支付，就必定是顺差。
　　尽管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中高科技产品比例在提高，2007年机电产品出口超过6700亿美元，高科技产品出口也达到3600亿美元；但这种结构变化更主要的是相关产品加速向中国转移的结果。据发改委外经所的调查报告，目前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中，有97%是外资生产的。有关调查还表明，93%的中资企业一般都不搞自主创新，国有企业高科技产品的进出口贸易目前也处于逆差状态。

汇率困境解读勿倒果为因

　　中国的进口主要取决于投资，投资对价格的敏感度很低，因为许多需要进口的重大建设项目的上马，往往取决于政府计划部门及银行贷款，并不会太多考虑汇率。中国的进口与消费还主要受到众多非汇率因素影响，如医疗卫生、养老、退休和社保等服务体系落后，与私人消费配套的城乡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落后，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效率低下等。这些经济因素的结构性调整，将比人民币升值更有效地释放中国的进口购买力。
　　此外，从名义汇率大幅升值的风险看，中国目前的资本项目管制的“防火墙”是否经得住冲击始终是个疑问。当下借经常项目或直接投资购买人民币资产或者房地产进行投机的手段已经非常专业化，成本甚至低于正规的银行体系。热钱流入量难以估计，因为去年新增外汇储备中，无法由贸易顺差和FDI解释的部分大幅增加。2005-2007年，房价涨了3倍，股市涨了6倍，投机资本赚得盆满钵溢，人民币如果最后一次大幅升值，正好成了它们全身而退的买路费。泡沫破裂，银行坏账，随后必然陷入通缩。随着资金回流，美元又可以重新得以确立强势，美国显然成为最大受益者。反过来再收购我国的廉价资产，“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秩序进一步得以强化。
　　国际收支失衡本质上是一个内在的宏观经济总量问题，并不直接取决于贸易政策或产业竞争力，而取决于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因为它们决定了资本的国际流动。这两个变量几乎不受贸易政策的影响，更不会受到其他国家货币升值或贬值的影响。储蓄与投资的长期失衡，显然最终是由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币汇率的困境只不过是投资和消费内部失衡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原因，通过名义汇率的大幅升值来治理通货膨胀有本末倒置之嫌。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