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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哈里·怀特不可思议的崛起

在哈里·怀特看来，他的人生真正始于1930年，那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向名人录《谁是谁》提供的个人简介里对此前的经历没有任何记录。
　　实际上，哈里的人生是在38年前查尔斯河对岸一个寒酸得多的环境下拉开序幕的。然而，哈佛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代表了一次重生。哈里是小商贩的儿子，直到30岁第二次参加大学本科入学考试时才突然醒悟。他开始对政治产生了愈加浓厚的兴趣，虽然第一次入学考试时，他连公民和美国历史考试都没通过。经济学是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很快，我就认识到，大部分政府问题是经济问题，”数年之后他对一位朋友说道，“因此我选择继续研究经济学。”哈里找到了他的兴趣所在。
　　哈里出生于1892年10月29日，是全家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他出生后四个月，他的父亲雅各布成为了美国公民。1885年，雅各布和妻子萨拉随着立陶宛犹太人逃离俄国沙皇大屠杀的移民大潮来到美国。其家族姓氏维特（Weit）似乎赢得了一位持有进步主义立场的美国移民官的好感，因为他觉得维特这个名字比维斯（Weiss）要好。当时雅各布25岁，在波士顿五金和陶瓷餐具业谋生，一度生活拮据，但最终攒够钱自己开了店。一家人在灯塔山脚下的洛威尔街57号安顿下来，这里是繁忙喧闹的出租户地区，高架列车在房顶上方轰鸣而过。1897年，雅各布按照英语习俗将家族姓氏改为怀特（White）。
　　孩童时代的哈里性格内向，除了邻里那些欺负人的大孩子外，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虽然家庭很重视他的教育，他也曾是学校韦伯斯特文学俱乐部的小组成员，每周与小组的其他孩子聚会一次讨论各自的作文，但是他并未显露出任何天资过人之处。1901年，在他9岁生日前不久，他进入老艾略特语法公立学校读书。当时，他的家也已从高架列车的噪音和阴影下搬出，迁至萨勒姆街7号。那一年他的母亲萨拉不幸去世。但父亲的生意却开始兴旺起来，随后他们又搬了一次家，这回搬到了波士顿郊区的埃弗雷特。1906年，哈里进入埃弗雷特高中就读。虽然他的成绩远谈不上优异（法语79分、化学85分），但是他只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四年的学业。1909年6月25日，《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是当年埃弗雷特高中最年轻的毕业生，时年16岁，这也是哈里那神秘的中间名首次有据可查。高中同学形容他性格腼腆，但机智聪明。虽然个头矮小，但他还是一位狂热的网球迷和棒球迷。
　　在哈里高中毕业后两个月，也是他的母亲去世8年后，父亲雅各布也去世了。这时，他家已经拥有四间五金用品商店。接下来的两年里，哈里给家族的生意当簿记员，有时也会客串一下商店经理。1911年9月，他被马萨诸塞农学院录取，也就是现在位于阿姆赫斯特的马萨诸塞大学。虽然他未能通过公民和美国历史的入学考试，但他通过了英语考试并被有条件地录取。他不可思议地将“农业”登记为他未来的职业。几个月后，哈里通过了公民和历史考试，但到了1912年2月他又离开学校重返家族生意。他的平均成绩为80.8分，大大高于及格线，但这仅仅是因为他在军事科学这门课上拿到了99分。
　　接下来的5年里，哈里在“J.怀特父子公司”工作，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但他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公民意识，每周日上午他都在多彻斯特的犹太儿童福利院给高年级男生授课，还带领他们参加童子军活动。然而，哈里仍在寻找一个能够改变人生的机会。1917年4月6日，国会通过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对德意志帝国的宣战书，一个重要的机会终于来临。6天后，已经25岁的哈里迫不及待地应征入伍，加入了美国陆军。他提出申请并被位于纽约普拉茨堡的军官培训课程录取，在夏天过后被授予陆军中尉军衔。在连队的五名候选人中，怀特又被选中参加高级培训，与几百名军官一道接受所谓的“铁军”训练，之后又被分配到马萨诸塞州的德文营训练新兵。7就在他即将开赴海外之际，怀特结婚了，这也是他那个年代士兵们的通常做法。他的妻子名叫安妮·特瑞，是一位22岁的乌克兰裔学生，后来成为一名事业有成的儿童读物作家。
　　从各方面来看，怀特的军旅生涯大体上波澜不惊。他的分队驻扎在位于法国的训练和补给营地，没有投入战斗。1918年11月停战协议签署后，他回到家中，短暂地重归家族的五金生意。但是这种本地小商人的生活已经不能令他满足了。从1919年到1922年，他领导了一些旨在帮助军人遗孤和穷人的组织，并于1920年搬到纽约市。正是在纽约，时年30岁的怀特决定在学术道路上争取获得成功。他于1922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府学。3个学期过后，他再次搬迁，这一次横跨整个美国，进入斯坦福大学就读三年级。正是在那里，他于1923年获得顿悟。
　　1924年10月，怀特作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成员毕业，经济学成绩名列前茅。第二年6月，他获得硕士学位。一位教授后来将他形容为“积极进取、才华横溢”，决心进入哈佛大学就读博士学位，而后开始职业学术生涯。与此同时，他也表现出对进步派政治的热情，这种热情成为他此后华盛顿职业生涯的标志。1924年2月，怀特致信狂热的自由主义者、威斯康辛州国会参议员老罗伯特·拉弗雷特，声称自己代表了一群成熟的斯坦福大学毕业生，敦促“斗士鲍勃”竞选总统。人们“渴望为您的事业尽一份力”，怀特写道，“他们最诚挚地敦促您注意如下的事实，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需要一位领袖，而自林肯以来，没有哪个人比您更加适合担任这位领袖。他们正在等候指示，以尽全力推进您的事业。”最后，代表进步党参选并承诺要将水务和铁路国有化的拉弗雷特，在总统选举中名列第三，位于共和党候选人卡尔文·柯立芝和民主党候选人约翰W.?戴维斯之后，但他仍然相当体面地赢得了17%的普选票。而怀特为了实现自己早先的抱负，于1925年又一次横跨大陆，在哈佛大学开始了他的博士生涯。
　　怀特在著名的经济学家弗兰克·陶西格的指导下撰写毕业论文，陶西格认为怀特是他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这篇论文赢得了哈佛大学经济系当年最佳论文奖大卫·威尔士奖（David A.?Wells Prize），并于1933年出版成书，题为《法国1880～1913年的国际收支账户》。正是从这项研究开始，怀特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与实体经济的表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涉政策性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
　　虽然怀特研究的这段历史时期距他论文出版仅过了20年,但也可以说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很久很久。1880～1913年是世界经济史上自由放任主义鼎盛之时，古典金本位统治着世界，全球各国政府史无前例地放开手脚，允许本国国内及国际间经济活动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接受由市场力量驱动的黄金追索权跨境转移行为的调控（而黄金本身仅仅是在各国央行的金库之间转移）。到了1933年，形势剧变，世界陷入大萧条之中，金本位支离破碎，贸易量大幅下滑，失业率之高超乎想象。然而，怀特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著述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时深得人心的想法仍然是要寻找重返“安全的黄金时代”之路，著名的犹太裔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用“安全的黄金时代”来形容一战之前的30年。
　　怀特的论文显示出他既不是旧时代的拥戴者，也不是新时代的预言家。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更像是个补锅匠和工程师。他既赞赏经济的内生机制，但也在寻找政府可以调节的按钮，使经济更好地运行。在论文开头，他首先描述了传统的、所谓新古典主义的理论，该理论阐述了资本的跨境流动如何反过来影响汇率、黄金流动、利率、信贷、价格和贸易，表明这个像钟表一样精准的体系如何令人叹服地持续不断回归平衡。正是这种不间断改变与系统性稳定的相互作用，被认为构成了战前金本位体系的基础。但是随后，怀特着手用数据来检验这个优雅简单的模型能否成立。他回到法国，这一次是作为一个平民而非士兵，并深入挖掘贸易数据。尽管怀特及其书籍的评审们均对他所使用的原始统计数据质量不甚满意，但怀特融数据与逻辑于一体，合情合理地陈述了法国经济与新古典等式并不十分同步的故事。
　　怀特的书读起来并不引人入胜。其中完全看不到他写给斗士鲍勃的信中那种标志性的激情。类似“关于资本出口对本国和世界总体有益的假设并非无懈可击”的语言，是典型的怀特式严肃结论。“对于外国投资的总量和方向进行某些理性的调控是可取的。……一国储蓄中很大一部分出口，所造成的影响过于复杂，后果过于严重，以至于如果不试图评估其对该国总体福利的影响，就不能允许资本的继续出口。”虽然这些观点完全是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但是表达方式上却丝毫没有凯恩斯大师般的犀利和雄辩。
　　虽然在论文方面取得了小小的成功，但是在之后的6年中，怀特的教职每年一续，却始终未在获得终生教职方面取得任何进展。想要从哈佛内部晋职向来十分艰难，但是阻碍怀特的似乎是他留给别人的一种印象，即他在学术上普普通通而在个性上难以相处。一位学生说他是优秀的老师，但是他的一位教师同事则认为他郁郁寡欢，能力上“并不出众”。已经年逾四十的怀特对他所处的无着无落的不确定状态感到沮丧，转而接受了劳伦斯学院助理教授的职位，那是一个远离剑桥的规模较小的学院，位于威斯康辛州的阿普尔顿。1933年，在搬至阿普尔顿仅一年后，怀特被提升为教授，但是他仍然感到沮丧。他的同事认为他聪明，是个好老师，但是他态度粗鲁、固执己见。与在哈佛时一样，他的经济学被视为大路货。但是他进步的政治倾向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新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新政目标的拥趸。怀特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手放在调节按钮上。
　　一封怀特致其哈佛导师陶西格的未注明日期的书信草稿，显示出怀特显然无意留在阿普尔顿做一个学术工蜂，这封信很可能写于1933年。
　　一些日益高涨的呼声激发了我的兴趣，这些呼声要求将我们的经济与严重干扰隔离开，并通过在更大程度上限制进口实现这种隔离。我认为，对于这种实际上是呼吁经济自给自足的观点，需要更加批判地看待。我在想，要制定出可行的办法，能够使我们的国内事务更少受到外部力量的干扰，同时又不以牺牲国际经济关系产生的稳定力量或外贸收益为代价，这是否可能。我猜测，前进道路可能的方向是对外汇和贸易实行集中管控。
　　在此后的华盛顿职业生涯中，怀特将会始终牢牢坚持这一技术性的观点，即一个开放的美国经济体系，通过政府控制汇率和管理贸易的方式来缓和各种扰乱的冲击。
　　令人不解的是，怀特在给陶西格的信中接着写道，他认为问题的答案是苏联。
　　今年整个春天和夏天，我一直在阅读和思考这一问题，但是我的观点还没有明确。我还在学习俄语，希望能有机会获得研究学者奖学金，使我有机会在苏联度过一年。在那里，我想要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调查研究所集中研究制定计划的技巧。我希望申请社会科学研究学者奖学金，虽然我获得这一奖项的希望并不大。
　　如果怀特获得了奖学金并前往莫斯科，他的思想历程和职业道路会是怎样，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是会成为一个虔诚不二的中央计划主义者，还是会对斯大林幻想破灭？现在看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将会失去一个更大的改变世界的机会。
　　带来这个机会的是1934年6月7日的一封信，寄信人是芝加哥大学德高望重的经济学教授雅各布·维纳，他是凯恩斯思想恭敬的反对者，也是年轻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老师。当时，维纳是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顾问，他邀请怀特来华盛顿小住三个月，协助他完成关于美国“货币与银行立法与体制”的研究，“目的是为行政当局制定长期立法计划”。收到信两天后，怀特即拍电报表示接受邀请。“我很高兴将前来与你一同工作”，而他却连付他多少薪水都不知道，而且连问都没有问。维纳在复电中表示，报酬只有怀特在阿普尔顿薪水的三分之一，外加200美元的生活津贴。怀特从6月20日起开始了他在华盛顿的工作，此后再也没有回到阿普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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