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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是时候建立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了吗？
　　“我们要为我们的政客、我们的公众和我们的未来考虑”，美国财政部长提醒中国大使。“我们感到，对于两国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中国元以美元的形式报价”，即按照固定的汇率与美元挂钩。
　　这是发生在1935年的一段对话。当时罗斯福政府决心要阻止中国以及欧洲列强的货币持续针对美元贬值。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正式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被视作是对维持美国产业竞争力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就如同今天中国货币与美元脱钩对美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性一样（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中国采取固定汇率的做法，2009年美国财长提名人蒂姆·盖特纳暗示称中国是货币“操纵者”；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却公开称赞中国是“一片动荡区域中一根重要的定海神针”。美国评判这个问题一直以来依据的就是：在任何一个给定时点，究竟是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能够使美元更有竞争力。
　　停止“货币战争”，调和债权国与债务国的利益冲突和矛盾，这些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会议的核心主题，并且它们至今仍然是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20国集团会议的重要议题。但是，布雷顿森林会议远不止如此。它是一场重要的国际聚会，是自1919年巴黎和会以来最重要的国际会议。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的美国试图借作为世界上最大债务国的英国濒临破产之机，按照美国的利益重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秩序。
　　这使人们不禁要问，今天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和最大的债务国美国，是否愿意、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该被纳入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而使货币秩序根据当前的经济和政治现实重新调整？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美国关于债权国需要进行调整的许多论调与20世纪40年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破产的英国所持的观点如出一辙，而中国则采纳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和美国人所持的观点，即债务国必须进行调整。
　　历史与今天的相似之处显然令人着迷，并且时常发人深省。尽管如此，也不应夸大这种相似之处。美国不是那个二战结束后四处乞讨的英国；她仍然在用自己印刷的钞票支付账单，美元占据了全球外汇储备的60%。而对于中国而言，她无意摧毁其积累的巨额美元资产的全球购买力，并且这么做毫无益处。因此，双方都不认为有迫切的必要性来解决各自对不公平以及对当前体制的抱怨。简而言之，如果世界在很短时间内将要走向一个新的全球货币体系，那么这一局面更有可能是各种磕磕碰碰和无所作为的结果，而非出于达成了某种协议。
　　货币事务当然只是中美关系之间变革时机看似已经成熟的一个领域。20世纪40年代，美国有一份雄心勃勃的议事日程，布雷顿森林体系只是其中一项，其他的一些目标或笨拙生硬、目光短浅（诸如使战后德国去工业化的摩根索计划），或初衷高尚、富有远见（诸如复兴战后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我希望，随着中国在世界强国之林中重新取得她应有的位置，本书的中国读者们会体会到布雷顿森林的这段故事既发人警醒、又鼓舞人心。
　　
　　本·斯泰尔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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