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进入了伤停补时阶段，近期很多指标得分都是近10年来的最低值，但这仅仅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中国经济在自身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三重断裂带。按照现在广为流传并逐渐形成一致的“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预期来判断，传统的增长动力已经逐渐丧失，而新的增长点的有效形成还需要时间。在完成动力的切换之前，可能就是经济的不断下滑以及风险因素逐渐释放带来的不稳定。2014年或许是惊险的一年。

　　第一重断裂带位于GDP（国内生产总值）锦标赛与改革锦标赛之间。传统的GDP锦标赛的能量级明显下降。这一方面是因为高企的地方政府负债和略显紧绷的货币政策，但更重要的原因，特别是短期面上的原因，是官员绩效考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的调整。目前全力展开的反腐行动，以及对新兴基建项目的抑制，都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但其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压制作用也正在显现。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新一轮的放权改革必将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但就目前的情形来看，这还需要一段时间。民间资本已经习惯在政府的强势下生存，它们可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可以发挥的功能的重大变化，仍然对政府抱有期待。即便政府放权，它们暂时也不大会迅速拓展自己的空间，甚至在缺乏政府指导的情况下，可能一时间会无所适从。

　　这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推动力落差。原有模式下增长速度已经明显减慢，而民营经济活力暂时不能得到充分的释放，结果就是经济增速不断下滑。

　　第二重断裂带位于改革锦标赛内部。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令人兴奋的宏大改革蓝图，打响了改革锦标赛的发令枪。改革就意味着变化，但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改革是一个慢变量，而增长是一个快变量。不仅如此，改革本身也包含快变量和慢变量，关键是改革的各个元素在短期内能否形成有效配合。

　　例如行政体制改革可能是一个快改革，尤其是行政审批权的下放或者取消，而配套的民间资本进入的实质举措则是慢改革；再如要素价格改革，其中提高水电煤的价格或者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都可以是快改革，而配套的资源税征集反哺环保产业则是慢改革；有效降低宏观税负，推动产业链跃迁是慢改革，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提升则可能是更慢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则是最慢的改革，这样会形成一个内部不相衔接的错层。在改革断裂地带，各种矛盾和风险会逐渐暴露出来。

　　第三重断裂带则来自全球化进程的阻断。其本质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发达经济体的局部退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拒绝上位。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的体量和对外依存度，这是直接制约中国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

　　2008年金融危机改变了很多事情，危机爆发之前全球化的逻辑很简单，整个世界分为三大格局——消费国（美国是典型代表，印钞票，花钱买东西），生产国（以中国为代表）和资源国（中东地区的石油国，还包括金砖国家里的巴西、俄罗斯，提供大量的大宗产品）——通过现有的以美元为主体的储备体系相连接。生产型和资源型经济体完成原始的资本和产能的积累，发达经济体刺激虚拟经济体系，带来空前繁荣和消费主义的狂欢。整个世界就是按照这样大循环模式运转的。

　　这样一种结构最终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轰然坍塌，危机一波一波袭来，首先是美国的金融体系危机（银行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然后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国家资产负债表），进而变为货币体系危机，全球经济随之进入长期的消沉期。

　　中国经济当下的情况空前复杂，具有极大的挑战性。特别是在今年这样一个外围流动性可能发生急剧变化的环境下，不能排除一些系统性风险的集中爆发，这包括二三线房地产价格泡沫的自我破灭、地方融资平台的违约风险，以及金融体系包括主流银行系统的坏账损失。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债务问题，尽管中国政府拥有超过35万亿元的净资产，但如何巧妙转移过高的地方政府杠杆，完成从地方到中央，从政府到居民，从国内到国外的转移，用成本低廉的负债去匹配地方政府那些缺乏流动性的长期资产绝对是一个重大挑战，这也是海外投资者高度怀疑中国短期投资前景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是分水岭，去年经济状况之所以还可以，就是因为地产投资发展得还不错，但今年就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认为寄希望于一次性出清的理想化方案，来冷启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改革是非常不现实的。因为在系统性风险爆发、全球经济激烈博弈和资本高速流动的大环境下，大型且另类的经济体几乎不可能有喘息的机会。中国需要制定合适的策略，冲出人均GDP6500-13000美元这个中等收入的陷阱，又要避免出现颠覆性的错误。怎么办呢？

　　民间资本还没有释放出充分的活力，那么第一条解决路径就是要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这同“让市场起决定作用”一样不可偏废。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在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发挥重大作用，而且要学会与市场及时沟通、良性互动。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即将展开，这是中国冲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五年，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进行突破至关重要，明确的规划将给出民间资本行动的清晰指南。在增长动力方面，在主体功能区规划清晰的前提下，考虑把30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参与的全员GDP锦标赛，升级为20-30个城市群之间的锦标赛，在重点建设区域，甚至可以考虑升级成立一批直辖城市群，重塑扁平而有效的中央地方关系，既能保障地方的活力释放，也能强化中央的有效指导。

　　切勿浪费这一次高规格的京津冀一体化的顶层设计机会，用大都市圈统一管理模式优化布局整体的人口、产能、基础设施、环境、公共服务和生活，这将有力地引导新型城镇化的进展。

　　第二条解决路径在于让快变量刺激慢变量提速，尽快在各个重要改革领域形成重大标志性的突破，相互呼应。改革大致可以归类为：第一，提升效率的政府改革和自贸区改革；第二，增加供给的要素价格改革；第三，增加需求的改革；第四，调整金融改革中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改革。这些改革必须相互协调，发挥合力。

　　具体到推进措施上，例如在国企改革方面，一定要在前十大国企中挑选一两家，真正实现混合所有制，从股权比例、人事安排、激励机制等方面做出全面的真正市场化的安排。目前中国国企总资产近84万亿元，约占实业资本的44%，但3900万在职员工的收入仅占27%，而且这些国企的净资产收益率仅为5.9%，远远低于全社会企业的10.4%。如果能够通过改革拉平国企和民资的利润水平，GDP就会获得额外的2个百分点的增长，这就是改革的红利！所以说混合所有制是真正的风口。把资本化出售所得的真金白银交给全国社保基金，充实社会安全网，会让改革无后顾之忧。

　　再如财税体制方面，必须抓住预算法三审契机，全面推动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编制和全口径的预算公开，并在此前提下允许地方政府独立举债，用长期和低成本的市政债券替换目前性价比极差又不透明的影子银行融资手段，实现资产与负债的全面匹配。

　　第三条解决路径是以中国为主建立自己的内循环或者小循环。目前中国在对外交往方面，同“二战”刚结束时美国面临的环境和机遇窗口是类似的。当时美国拥有全球最多的黄金储备，占当时西方世界黄金储备的48.5%，为法意德英日的4.5倍。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时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工业产能，“二战”中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至1948年，美国工业已占世界总产量的53.4%，占世界出口总值的32.4%。中国现在存在普遍的产能过剩。根据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今年计划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钢铁2700万吨、水泥4200万吨、平板玻璃3500万标准箱等。

　　中国完全可以通过不断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外部沿海和远程绿地投资，来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其中的抓手部分是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新空间。在走出危机的过程中，基础设施投资被视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居多的亚洲，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阶段，对能源、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需求很大，但这些需求面临着资金约束。仅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这一口径来看，每年亚洲的建设资金缺口大约有600多亿美元。在2013年10月初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国家领导人就曾多次表示，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与此同时，在更加宏观的层面，中国应当全力推动各种规格的自贸协定谈判。目前中国正在建设18个自贸区，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已签署12个自贸协定，6个自贸协定正在谈判中。此外在多边方向上，中国还应积极推动服务贸易协定、政府采购协定、信息技术协定等的谈判，加快环保、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主动回应并参与新一代高标准自贸区规则谈判，推进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不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最终形成对外开放与改革发展良性互动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