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只虫子落在好几英里外的坎皮纳斯市，化作一只毛毛虫；第二只虫子也落在附近，化作一只灯蛾毛虫；而皮球落到了地里。就这样，马纳佩带来了咖啡虫，吉克带来了棉花象鼻虫，而马库纳伊玛带来了足球——这就是当今巴西国内的三害。

　　——德·安德拉德，1928年

　　如今足球在里约热内卢的重要性，就好比剧院在巴黎的重要性。

　　——胡奥·卡洛斯，1919年

　　足球，或是迷倒众生的魔咒，或是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或是巴西本土反英雄式角色的神奇产物，或是这个国度与众不同的热带都市现代化的精髓。但不管作为何种身份，根据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在其史诗般的小说《马库纳伊玛》中关于足球起源的叙述，以及里约当地报纸《记录报》对这项运动的描述，在20世纪的头三十年中，巴西上流社会不仅踢球、观看球赛，而且思索足球问题、撰写关于足球的作品，希望借此代表巴西这个新兴国度的一些重要、甚至是意义深远的东西。

　　安德拉德的小说将当地民间传说注入了他的故事中。马库纳伊玛被塑造成一位“没有特定性格的主角”，他是一个拥有多重生命和声音、能够施法让事物变形的角色，他千里迢迢从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前往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寻找失落的护身符。小说以嬉笑式和超现实的表现形式，大胆尝试将古老神话叙事和零散现代散文相结合，即拉丁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在当时这一术语尚未被造出来，书中的象征意义同角色般狡黠多变。足球也许是一种魔咒，但这种魔咒源自巴西本土，并非来自海外。事实上，直到20世纪30年代，安德拉德还是个不起眼的狂热球迷，对着自己最喜爱的球员感叹“好一位绿茵舞者！”还念叨着“让我留在球场里的350个理由”。

　　他并不是唯一一位捏造“足球起源于巴西”这一谣传的人。热衷体育教育事业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们也曾声称，源自于本土的球类运动为巴西独特的现代运动文化提供了背景和范例。卡洛斯·迭戈的电影《理想国》（1984年）以巴西东北部形形色色的逃亡奴隶和贫苦民众所建立的独立群落为背景，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是两个男孩正在练习卡波耶拉舞。镜头外，不知从何处飞来一个足球，男孩们即兴将足球融入他们的舞蹈中，而舞步却没有因此被打乱。这样的描述并不属实 ，但这并非重点。

　　更普遍的说法是，正如巴西的新闻媒体广泛报道的，巴西上流社会记忆中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奴隶、市区的贫民和码头工人从英国商船水手那里见识了这项奇特而魅力十足的球类运动，他们试图即兴创造自己的玩法，同时出生自富裕家庭的学生也尝试着去模仿旅欧时所遇到的踢球的同龄人。3然而并没有资料显示他们拥有真正的足球或者英足总在1863年首次印刷的规则手册。直到英籍巴西人、圣保罗咖啡世家的后裔查尔斯·米勒从英国公立学校留学归来，巴西人才拥有了上述的两样东西。他于1894年乘船归来，行囊中携带了两个皮球和一本足球规则手册。这两样东西像恐怖的虫子一样迅速繁衍和蔓延开来。

　　乍一看，巴西帝国并没有肥沃的土壤来孕育足球或任何一项运动。经历三个世纪的奴隶经济，所有形式的体力劳动都带着一种低下的污点；统治阶级鄙视劳动人民，而且在流行病盛行的年代，他们更倾向于避免与大量聚集的人民群众亲密接触。20世纪初巴西帝国里约历史学家路易斯·埃德蒙多回忆道：“这个世纪末以前，我们实际上一直对运动所带来的欢乐和好处视而不见。”“运动”一词实际上早在1840到1860年间就已出现在里约热内卢的报纸上，但它的意思接近于游戏或娱乐，它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市民对赌博、纸牌和斗牛与日俱增的兴趣。4 19世纪70年代后，城里的上流社会人士前往欧洲游历，而且当时出现了欧洲上流社会向里约热内卢移民的新潮流，受到这些因素的推动，里约市的上流社会开始放松，并参与运动。起初，他们开始学游泳，从养生的沐浴转变为娱乐的戏水活动，并最终转变为游泳竞技。19世纪末，瓜纳巴拉湾浴场林立，不仅供男士使用，还接纳了首批女性游泳爱好者。此外还出现了溜冰、自行车赛和田径运动新潮。因此到1885年为止，里约市已有了两家溜冰场、一个室内赛车场（圣保罗也有一个）、几个游泳池、健身房以及可供男士们击剑、格斗和打台球的俱乐部。板球在英式俱乐部中很受欢迎，但很少有当地人受到影响而爱上这项运动。老牌报纸和杂志用更多的版面来报道体育新闻，而当时新创办的报纸，比如 1891年创办的《体育》和1900年首次发行的《船桨》，除了体育内容其他一概不报道。每家出版社的报刊上都开始刊登体育用品和保健品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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