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3月，世界名画《蒙娜·丽莎》被从卢浮宫里“借”了出来，先后安排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和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展出，有近两百万美国人慕名前来参观。名画展出及之前抵达美国时的相关安排，都成为盛大的仪式，点燃了美国的文化风暴。美国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文化建设中，大量的公共资金花在了对文化艺术项目的资助之上。美国渐渐上升到掌控世界文化话语权的霸权地位。法国知名社会学家、记者、前外交官弗雷德里克·马特尔所著的《论美国的文化》一书，承认了世界文化霸权从法国（巴黎）转移到美国（纽约）的事实，并试图解读这背后的原因。

    美国没有文化部，也没有专司振兴和发展文化艺术事业、产业的其他“主管部门”，却存在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体制。我们常常说好莱坞及其电影流水线产出的电影，是美国文化霸权的象征，颇为有效的向全世界输出了美国的价值观——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是美国文化体制运行的一种客观结果。弗雷德里克·马特尔用了数年时间在美国开展了深入寻访，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文化体制要比其他类型的文化体制，更能促进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和市场在文化建设上既合作又相互制约。

    美国政府在文化中的作用，基本上是间接发挥的。罗斯福新政时期曾向作家和艺术家阶层发放工资，使之渡过萧条期的生活难关。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任总统促成了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EA）的建立，但该机构也只承担资助艺术家、艺术团体、文化活动或项目等职责，而没有主管、监管和评价的权力，更无法对州、城市的艺术事务处行使任何主管权限。在保守思潮影响最大的时期，国家艺术基金会也仅仅在白宫的命令下，暂停或冻结了对部分行为艺术项目的资助（并因此遭到了美国文化艺术界和媒体的强烈批评）。199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拨款资助文化艺术还更为明显的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征，国家艺术基金会的预算下降到1%以下。

    即便如此，美国政府、政界对文化仍拥有很强的引导和塑造影响力。肯尼迪就任总统时，就邀请了大批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参加就职仪式，这成为了一项传统，透过大众传媒的报道，强化了美国公众对文化艺术特别是高雅艺术、严肃文学的认知。而以美国国家基金会为代表的资助部门发放的资助虽然有限，却会对艺术团体、文化活动或项目向慈善组织、企业家募款形成影响。行为艺术等前沿艺术与美国价值观是否相容的问题，更是经常出现在美国国会的讨论议题之中。

    美国文化体制运转，更主要的动力来源于公民社会。弗雷德里克·马特尔这样高傲的法国学者经深入考察，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可以替代政府来支撑人文艺术传统香火不绝的公民社会，与文化艺术与社会特别是校园和社区的深度融合密不可分，在这一点上，美国强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论美国的文化》书中就谈到，有别于欧洲以及其他大洲，在美国，文化艺术扎根于大学，全美4182所高等教育机构中，有700所美术馆或专业画廊，300个独立的大学电台，超过2300个演艺中心。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戏剧、古典音乐、爵士乐和舞蹈演出都是专业水准的，各高校还在招生竞争中打文化艺术牌。与之同时，美国部分研究型大学还发展出全球最高品质的艺术课程，而非像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样，只注重理工科学科和专业课程的开发。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一部分大学生毕业后到好莱坞发展，就自然会带动好莱坞电影产品的创意水准和艺术质量，这才是美国文化霸权很难被其他国家取代的原因。

    1960年代，从约翰逊总统任内提出建设“伟大社会”的构想，文化多元性、文化民主化的理念始终贯穿于美国政府的社会建设政策。尽管向黑人、印第安人和其他族裔、种族文化艺术提供公共资金资助的做法，在后来遭到了保守派政客和公众舆论的猛烈抨击，但仍没有让这方面政策模式彻底湮灭。作为社会建设政策的成果体现，黑人街区的振兴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黑人艺术被融入到美国主流文化艺术框架之内。

    美国文化体制中的“市场”支持因素，与公民社会紧紧的融合在一起。在美国，文化艺术基金会可以享受到跟慈善基金会一样的优惠待遇，而非公立的博物馆、乐团、芭蕾舞团、剧院、图书馆也被承认具有公益性而获税费减免等待遇（尽管这些组织仍可以开展部分营利活动）。由此带来了两大利好，一是文化产业空前繁荣，创造了可观产值，是美国而今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领域，且吸纳了数百万就业人口，；二是提升了美国的软实力，且因这种软实力并非政府“打造”，而让法国等其他有意阻拦其作用发挥的国家很难对之正面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