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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迟福林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
改革是当代中国历史篇章中的主题词。2012年12月，李克强同志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这一论断甫一提出，旋即引起社会共鸣，如何理解改革红利这一概念，改革红利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释放改革红利等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近日出版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一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
书中约请成思危、吴敬琏、林毅夫、高尚全、杨伟民、陈锡文、周小川、樊纲、彭森等19位大家主笔，就如何通过重点领域的改革来释放改革红利这个主题谈设想、提建议，一起探讨改革大计。在这一豪华作者阵容中，既有学界的改革意见领袖，又有长期服务政府决策的顶级智囊，也有身处改革第一线的政府高层。他们是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曲折和甘辛，也非常清楚当前改革面临的胶着与困境。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符号，那就是“改革家”。在书中，他们为中国未来改革建言献策，为我们奏响了中国改革的最强音。
本书虽是一本文集，但书中却贯穿着一根红线，那就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围绕这根主线，全书设计了“总—分—分”三个板块架构：一是“十八大后中国改革发展走势”，主要立足党的十八大对我国改革开放作出的总体部署，纵论中国改革方略，对改革红利之源、改革红利创造、改革路径作出全面阐发。二是立足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分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改革走势。三是结合我国城镇化、国有企业、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分专题阐述改革之策。改革家们或为改革鼓呼，或为改革建言，书中条分缕析，一一道来，评骘利弊得失，切中肯綮。
在出版界，关于改革的著作林林总总，关于推进改革的探讨层出不穷。《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虽不是关于改革研究的个人专著，但通过精读，却能清晰地告诉我们，在新的改革征程上，进一步推进改革必须把握好“五部曲”。
问题是改革的“导航仪”。马克思曾指出：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推进改革，必须找准“中国问题”，并以此为导向，查原因、找病灶、开处方。正如吴敬琏在书中指出的：必须在分析问题和造成问题的体制原因基础上针对病根、病因，铲除产生这些问题的体制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确定改革的重点、内容和思路，然后再研究改革的程序、步骤和方法。
观念转变是改革的“起跑线”。现在一些制约改革、干扰改革、妨碍改革的思想和观念仍然存在。譬如，一些领域的改革停滞、改革措施迟迟出不来，就与一些干部片面理解的“稳定压倒一切”思维紧密相关，担心有的改革会影响稳定。稳定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以放弃改革为代价得到的只能是一个僵化稳定幻象。邓小平同志讲过，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勃列日涅夫时期之所以出现全面停滞，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其一味地、片面地维持稳定，用稳定来压制改革。
制度创新是改革“起跳板”。奥地利经济学家J·熊彼特在其名著《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发展是创新的函数，人类经济发展的重大创新引发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周期。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必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不断释放蕴含在原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中的增长空间。只有通过不断推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文明领域的制度变革，才能逐步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制度。
利益调整是改革的“攻坚战”。进一步推进改革，转变观念只是第一步，真正难啃的硬骨头是调整既得利益。要想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策略上必须抓好两个支点：一是抓增量改革，即在积极推进利益增量上作足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使全体社会成员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改革的红利。二是抓存量优化，即稳妥推进存量改革，尽量减少改革的阻力。通过两个支点的平衡推进，不断积累改革正能量，形成合理的预期利益格局。
目标期待是改革的“冲锋号”。高尚全在序言中写道：“未来5年至10年是改革的关键时期。”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在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的目标，现在只剩下八年的时间，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关键和重要领域的改革依然滞后，大量的改革堡垒有待去攻破，必须从现在起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这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并切实取得实质性进展。任务艰巨，时间紧迫，时不我待。能不能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加快推进改革，有效释放出新的改革红利是决定目标实现的关键。
改革是一场革命，不成则败，又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改革死路一条。细品书中每一篇文字，我们都会强烈感受到作者们对改革的急迫之情和对国家改革事业的忧虑之心。在某种意义上，改革于他们，于我们每一个人，不仅是一项事业，更是一种历史责任，不仅需要历史勇气，更需要历史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