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典型的移民国家。数百年来，美国迎来了一代又一代外国移民，来源地包括英国、爱尔兰、西欧国家、中南欧国家、俄罗斯，以及非洲、亚洲、拉美国家。美国接纳外国移民之后，盎格鲁-撒克逊政治和社会文化及经济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将移民及其后代整合为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人。
    美国历史上，曾掀起过两次比较明显的排外风潮。第一次是在南北战争、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急剧推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美国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焦点有时被转移到外国移民身上，美国政府和国会出台了针对包括华人在内的部分外国移民的歧视性政策。第二次则是1980年代。二战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经济、军事实力冠绝全球，与之同时还逐步完善了社会保障政策体系，在民权运动的推动下最终保障了有色人种的公民权，这就使美国公民身份的含金量也高出其他国家和地区一大截，埋下了大量移民带给美国极大福利负担的隐患。到了1980年代，日本和原西德相继崛起，开始挑战美国的经济霸权，日本企业和投资家甚至大肆在美收购物业资产，激起美国舆论的讨伐。这些因素都促使美国移民政策开始收紧。
    而今，美国移民政策迎来了更大的挑战，美国学界普遍认为，美国白人以及公认上进心最强、教育水平较高的亚洲裔移民，出生率都不高，而拉美裔移民则保持着很高的生育率，则将可能导致美国人口种族比重的根本性变化，从而颠覆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出于这方面担忧，美国白人为主体的居民加大了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游说，呼唤从根本上堵截“不合格”外来移民所可能利用的政策窗口。与之同时，美国企业界、投资界也在呼吁加大技术移民名额。
    以上两方面的游说与民意压力，最终促使美国从根本上调整了移民政策，倾向于吸纳全球最优秀的学生来到美国深造、培养、工作并最终转为美国国籍。美国的邻国加拿大，近年来也改变了移民政策，优先考虑高技能人士、投资人士和外国留学生。而在澳大利亚、英国、欧洲大陆国家，投向普通移民的准入配额都在逐年减少，而将配额大头同样留给了人才移民。
    传统的移民潮、移民政策而今受到抑制，并不难理解，这与欧美工业化国家近年来连续出现经济不景气、社会福利削减有关，外来移民特别是无技能移民、非法移民被认为了摊薄这些国家公民福利、抢走工作机会。而无技能移民、非法移民也确实加大了移民国政府的管理难度，这种情况下，民意与政府需要一拍即合，从而让一贯对移民开放的工业化国家政策上发生转向。但无论移民政策怎么收紧，欧美国家的政界、学界、企业界都始终没有忘记吸引人才的重要性，这些国家过去经济腾飞的一项经验正是通过吸引外来人才，获得宝贵的高素质人力资源，还将为此获得技术、物质财富、艺术成果。
    美国等欧美工业化国家之所以近年来加大了对人才移民的配额投入，还设法为这些移民提供较好的发展环境和个人待遇，就在于韩国、印度、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开始形成更强的引才优势，一定程度上让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才逆流。
    全球移民浪潮中，中国人才一直是备受关注的一类主体，但令人尴尬的是，中国人才的移民流动基本上呈单向流动的线条，即主要由中国内地流向海外，反过来的移动、流动，数量则少得可怜。“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王辉耀博士所著的《移民潮：中国怎样才能留住人才？》一书，对“中国‘入不敷出’的移民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非但中国内地教育和科技管理等涉及到人才培养的体系，存在理念和制度严重滞后等问题，而且在接纳外国留学生、外国来华发展人才的入境、居留、移民管理制度上，也长期停滞不前。王辉耀痛心的看到，中国的“人才绿卡”门槛高，发放量与实际需求相差太大（截至2011年底，获颁人才绿卡的外国人仅有4752人），该项管理制度所能发挥的正面作用只能用忽略不计来形容。
    书中分析指出了，我国人才“绿卡”制度与欧美国家的类似制度的十项差异，包括对移民申请人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不明，缺乏劳动力市场测试、移民职业清单、积分评估、雇主担保等配套政策，制度性地忽略了人文社科人才、创意人才、创业人才等外国人才，移民雇主现定于国企和相关事业单位（忽略了民营企业），忽略了海外族裔人才、海外留学人才、外国来华留学人才这三类特殊群体，等等。尽管针对上述制度缺陷，2012年9月出台的新版中国“绿卡”制度放宽了人才引进范围，但相比印度等亚洲其他国家，激励效果仍然太过有限。
    王辉耀认为，中国完全有必要、有能力像印度那样，掀起吸引本国国籍海外人才、本国族裔海外人才回流的热潮。据调查，“超过80%的中国留学人员认为，回国能有更好的专业、职业、创业发展……这一比例也远远高于印度留学人员”。在他看来，中国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制订系统化的移民制度，形成“由签证、绿卡、入籍等政策构成的人才入境工作和居留以及移民的政策体系”，简化外国人来华发展的行政审批程序，完善外国人才评估体系，适时探索发放“海外公民证”和“海外华裔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