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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炜光 |
与炜光兄结识多年，在几乎所有公共问题上，我们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听京戏。最近刚到天津，在炜光兄的地界上听了一场原生态的《搜孤救孤》。余音绕梁之际，炜光兄就来信，命我为他即将出版的新著作序。
论年岁，炜光兄长我一轮，论学识，我有何德何能？只是，这个时代已经礼崩乐坏，长幼尊卑颠倒，多我一个僭越，似也无妨。更兼以，这些年一直阅读炜光兄的论著，深感炜光兄所从事的工作，对于善治之达成，对于国家之转型，至关重要。其间有若干感想，借此机会与读者分享，亦不失为一桩快事。
我在不同场合观察过或者接触过国内若干顶尖的财税学者，然而颇为失望。也看过一些财税方面的论著，实在陈旧乏味。至于活跃于大众媒体上的财税专家，大约是各学科专家中获得“砖家”美誉比例最高的。他们的发言基本上是在论证，政府的加税决策是很正确的。他们通常还会不失时机地补充一句：加税空间还很大——这分明是在找骂，而专家学者们似乎蛮委屈：中国的税负水平就是低于欧洲啊。
可以确定地说，相比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乃至社会学等学科在过去三十年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财政、税务学理论的变化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在所有社会科学理论中，财税理论肯定是最为陈旧的了。
导致这种状况的最直观的原因是财税理论的实用性。由事物的性质决定，财税理论的理论性必然是比较低的，它一诞生就是政府的理财学。从这个角度看，活跃在公共空间的绝大多数财税专家学者在忙着解释政策，为政府的财税活动提供论辩，似乎也蛮正常。
然而，这样的专家为什么每每遭到公众的嘲笑？原因可能很多，或许最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目前所处的状态要求一种超越于技术层面的财税视野，尤其是财税制度大转型的理论言说。公众期待这样的理论和专家意见，而目前大多数专家学者却与此需求擦肩而过，甚或供应完全相反的言说，也就难免被人“板砖”伺候了。
容我稍微详尽地作一点解释。19世纪末，中国人开始了一场大转型事业，迄今仍未完成。此一大转型的目标，乃是构建现代的“国民国家（nation-state）”，它的核心制度包括正义的法律之治，内含民主、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的宪政制度，市场主导的财富生产与公正的财富分配制度，以及与古典保持了连续性而又具有足够开放性的文化、精神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