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崛起于国际政治舞台，中国外交也在呼吁一个大格局的出现，即人们所说的大国大外交。不过，自去年年初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外交似乎显现出一种人们称之为“大国小外交”的特色。无论是领袖外交还是外交官的一般性外交，方方面面都好像在疲于奔命，但鲜有丰硕成果。中国外交的各个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在经济上，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尤其是应付危机贡献巨大，但西方国家则在大肆操纵人民币汇率问题和贸易平衡问题，拼命向中国施压。在军事安全问题上，中国早些时候提出“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目标，但周边环境的安全压力也在增加。朝鲜半岛核武器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的希望，各种危机频频出现。在朝鲜炮击韩国岛屿之后，美、日、韩同盟趋于强化。而且，原先并不突出的南海问题也因为东南亚一些国家和美国的因素而跃出纸面。在政治上，西方借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进行新一波更大的“人权”和“民主”压力。中国很多年前就和西方开展人权对话，但还是处于防守地位，没有有效的反击能力。在文化上，中国做了很多的努力希望“走出去”。但看来“走出去”的道路并不平坦。形式上走出去了，但内容则没有，中国仍然没有自己的文化话语权。这种局面维持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今年年初出访美国。这次出访美国的成功为中国的外交局面注入了新的动力。不过，要实现大外交的格局还有很多挑战。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其他各方面的影响力也在增加，不过，人们希望应当出现的大外交格局并没有出现。如何实现大国大外交的格局？这里我们应该深思的问题。这里既有内部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因素。外部的因素经常超出中国的控制，而内部因素则是中国可以努力的地方。在国际关系里，人们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表明一个国家的外交必须有一个内部的基础。内部基础决定了外交。也就是说，中国如果要实现大外交，就必须具备一些内部条件。内部条件包括方方面面，但就中国目前的情势来说，如下几方面显得尤其重要，也是可以努力加以改进的领域。

    建设大国大外交格局的内部条件
    首先就是要进行外交战线的建设。大外交需要一个强势外交战线。在国际政治中，尽管外交很重要，但很多问题往往并非是外交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这些问题经常远远超出职业外交家的领域和能力，需要政治家并且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家来搞外交。这方面中国还做得不够。中国的政治家都是长期从事国内事务的，对国际事务缺少长期的观察和思考。这一点也表现在其他国家，因为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各国政治家都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事务。不过，在其他很多国家存在着政治人物可以借助的较为独立的智库和智囊人物，中国的智库尽管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还没有发展到履行这个责任的程度。在所有国家，职业外交家充当的是执行家的角色，外交政策的调整往往需要政治人物来做。如果没有握有实权的政治人物来从事外交，一个国家的政策调整往往会显得混乱和滞后。
    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调整显然也面临挑战。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强调“外交为经济服务”。这是正确的，在早期这个政策也很成功，外交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随着中国的发展，要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也应当经常为外交服务。西方就有“战略性贸易”这个概念。就是说，西方从来就没有完全的自由贸易，其贸易总是和其战略考量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就缺少这个概念，更不用说与之配套的政策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大国和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很难转化成为外交资源，实现大外交。
    与之相关的是外交资源的整合问题。外交资源的整合对所有国家都是一个大问题。为此，美国就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整合外交、国防、安全等机构。总统和副总统中至少有一人精通外交，并且国务卿的职位在美国政府中是非常高的位置，仅次于副总统。从整合机制建设上看，中国还有很多的空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各方面的外交资源都在增加，但缺少有效的整合机制。因为全球化，中国涉外部门并非单一的外交部，越来越多的机构和组织涉及到外交事务，比如说外交、商务部和国家安全部门等等。不过这些部门之间没有很有效的协调机制。这些部门都分头在国际舞台上活动，但因为缺少协调，没有对中国的大外交起到本来应当起的作用。稀土的出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没有协调管理，导致了国家稀缺战略资源的巨大浪费。更为严重的是，自己的资源，但话语权好像在他国手中。日本和西方国家在稀土方面大做文章，向中国施加各种毫无道理的压力。这和中国进口澳洲的铁矿石情形形成了多么大的对比！中国是澳洲铁矿石最大的买家，但中国并无定价权。很显然，要协调好各部门的外事活动，就必须建设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外交角色多元化，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如果整合得好，就会有效营造一个大外交格局；但如果整合得不好，各个部门各自行动，就会浪费大量的外交资源，造成小外交的格局。

    建设大国大外交的其他条件
    从社会层面看，大国大外交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外交是考量一个社会是否理性的最好的案例。很显然，中国社会的一些社会群体仍然缺乏理性。一旦某一个事件发生，一些人就会表现出喜怒哀乐。在外交领域，需要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即在国际舞台上，理性地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不过，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仍然缺乏这种理性民族主义。一些社会群体有太多的义和拳主义，动不动就要打打杀杀，这里就要反思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爱国主义非常重要，它意在培养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和国家利益感。不过，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也有可以反思的地方。爱国主义运动不仅要激发出人们对国家的热情和激情，更重要的是，要促使人们对国家利益和追求国家利益方法的理性思考。民族主义崛起了，但如果缺失理性，很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效追求国家利益。民族主义的最终目标应当是把国家利益最大化。仍然处于一种情绪化层面的中国民族主义往往使得国家很难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一些场合反而是国家利益的最小化。随着社会的开放，中国社会对外交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要反思教育和培养理性精神越来越成为中国大外交的一个社会条件。当然，外交部门不仅要对民族主义加以诱导，而且外交政策和行为不可以随意跟着一些民众的意见走。
    这里，要对公共外交进行理性思考。公共外交在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显现和重要。的确，中国外交如果仅仅靠领导人或者职业外交家，很难全面“走出去”，公共外交可以成为“大外交”格局的一部分。在很多西方国家，非政府部门承担了很大一部分非外交职能。中国实际上也有公共外交的传统，例如有人民对人民的外交。这些年，正式提出了公共外交的概念，很不错。不过，在实施过程中也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在一些场合，一些组织和结构，与其说是为了公共外交，倒不如说是为了分割一块巨大的经济利益。无论是媒体还是教育机构，公共外交的设计都很差，计划很大，但能力不足。应当意识到，公共外交并不是群众运动，运动式的公共外交不但争取不了人们期待中的软力量，反而会产生很多“负”力量。外交是一门专业，公共外交也是如此。没有专业精神和能力的公共外交不足以“增大”中国的外交，而是相反。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社会缺乏专业能力，而是说，在现行设计的公共外交体制下体现不出来这种所需要的职业精神和能力。
    对中国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要实现从单一的对外关系到综合的国际关系的转型。对外关系每一个国家都有，但国际关系则不然。对外关系只考虑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关系，大多为双边关系。而国际关系则必须把自身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构架内来考虑自己的利益。任何一个大国如果希望有大外交，那么就必须超越对外关系，具有国际关系观。这里可以举美国的例子。美国在1890年代就已经变成世界上GDP（国内生产总值）最大的国家，但在一战之前，美国只有对外关系，没有国际关系意识。美国在很长历史时期里实行孤立主义，后来发展壮大，出台了一个针对自己后院的“门罗主义”，对国际事务并不感兴趣。只是到了一战期间，美国决定卷入国际事务，美国才逐渐地具有了国际关系观。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成为了西方世界的领袖。从对外关系转型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关系观的大国，美国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而国际关系观的核心问题就是国际责任问题，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国际地位、应当有什么样的国际定位、应当承担什么样的国际责任等等。
    中国要有大外交也必须培养自身的国际责任观。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很低，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越来越高。的确，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不仅要在国际舞台上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且也要对整个世界体系负责。如果仅仅对某一个国家负责，那是对外关系。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但“走出去”的时间并不长。中国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界定和培养中国的国际关系观，因为这种国际观的出现会有助于大外交格局的出现。中国卷入世界事务越多，其国际观就会发展得越快。当然，主观意识和努力也是非常需要的。
    和国际观紧密相关的是建设自己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这方面，中国军事现代化需要加速。中国内部的发展需要外部的资源，而同时中国的经济利益也在加快“走出去”。在最低程度上，中国必须具有保护海外利益进入中国和中国利益“走出去”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并且是世界经济的内在一部分。这表明，中国对维持现有世界秩序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需要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没有军事现代化，中国会继续目前的（如美国人所说的）“搭便车”的局面，不仅保护不了自己的利益，更不用说承担国际秩序维护的责任了。不过，发展军事能力不见得就是学美国，到处使用武力来干预他国事务。这方面，中国应当比美国有优势。美国是一个具有“使命”的国家，在全世界到处推行民主与自由是其使命的核心，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论证的。但中国则是一个世俗国家，没有“使命”，这个特点使得中国外交重心是经济贸易和发展。中国不能取代美国维持世界秩序，但中国也不能光依赖美国来维持世界秩序。这里，只有当中国发展出了维持世界秩序的足够的能力，中美合作才能更具制度化和更有效。
    从精神层面来说，大国外交最为关键的是确立自信。大国没有自信，就不会有大外交。目前外交的不理想格局在很多方面是缺少自信的表现。在一些方面，一点自信也没有；但在另外一些地方则过分自信，显得骄傲，实际上也是没有自信的表现。自信精神是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如果不能在（至少）这里所讨论的各方面有进步，那么自信精神的形成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本文发表于《公众外交》2011年春季号，总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