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改革政府》一样，《政府的价格》带给我的是震撼和惊奇。震撼的是，没有高福利拖累的美国同样面临财政黑洞和可持续困境。惊奇的是，《政府的价格》作者提出了根本的解决之道。结果导向的预算也许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甚至不一定是最佳解决之道，但它体现了直面现实的勇气、可贵的探索求新精神，并且被实践证明切实有效。
    最近一段时期，政府债务危机、财政黑洞日益成为一个热门词汇，相关乱象时刻冲击着人们脆弱的神经。欧洲国家首当其冲：希腊创下了历史纪录的3000亿欧元国家亏空，意大利的债务水平超过了1.2万亿欧元，两个国家在紧缩财政的同时，“砸锅卖铁”高调出卖岛屿，但依然给人以杯水车薪之感；英国新联合政府将在所有政府部门削减25%支出，这意味着公共部门5年内将裁减大约60万个工作岗位，留任公务员则面临养老金、薪金和福利的缩水，因而公务员正在酝酿一场“饭碗保卫战”；法国政府针对退休金体系2030年将面临的700亿欧元资金缺口，考虑把法定的60岁退休年龄提高到62岁或63岁，同时把劳动者领取全额退休金所必须缴纳退休金的年限从40.5年提高到42年，结果引起数百万人参加的罢工和抗议；……“政府破产”以前不可想象，现今似乎成为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让人产生某种“2012”式的恐惧。
    发达国家的财政困境犹如常人（与秃头对应）头上的虱子，不是那么明摆着，但谁都能感受得到。平民百姓的无知和漠然可以理解，难道政治精英们也会如此无知吗？显然不是！书中支撑“永久财政危机”的数据，大多数来自官方统计。问题症结在于：出于种种目的，政治家使出浑身解数，使用“比安然首席财务官更多的技巧”掩盖财政危机的事实，其中许多做法在私营部门使用会面临牢狱之灾。由此看来，《政府的价格》不只是直面现实揭示问题，而且直面政治家揭示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
    由此我联想到学者的角色。真正的学者应首先定位于批判家，运用自己的良知、学识和敏锐观察力，觉察、确认并促使社会广泛认识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学者都应该是“乌鸦嘴”，只有让大家共同意识到问题，才会有探索解决之道的努力。当然，乌鸦嘴不等同于“愤青”。
    乌鸦嘴以批判为己任，有时会给人“杞人忧天”的感觉。在数年前一篇文章中，我曾写了一段文字：“强化社会职能和公共服务同样存在可持续问题，而且比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公共服务尤其社会福利具有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特征，公众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的公共服务或福利时无疑会不满，从而影响到社会稳定。可以设想，当出现资源严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剥夺已经享受的服务或福利时，公众的反应绝不是‘不满’一词所能形容的”。文章刊发不久，一个学生提出疑问：在公共服务水平如此低下的情况下，担忧可持续问题是否有点为时过早？当时我几乎无言以对，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现在看来，《政府的价格》出版于2004年，当时的财政状况似乎不那么悲观，因此该书也有点“杞人忧天”的味道。时至今日，当财政危机形成“完美风暴”的时候，“杞人忧天”行为显然一点不可笑。本人之所以对中国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杞人忧天”，是因为觉察到一些现实和潜在的风险：薄弱的现有基础和巨大且日益增长的潜在需求；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巨额债务；可能的经济波动等。其实我最担忧的是政府运行机制，其主要特征是自上而下的指令和自下而上的响应。前些年，每当中央政府确立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多会层层拔高、层层加码，呈现出某种大轰大嗡的运动式特征。强化社会职能和公共服务恐怕难以摆脱这一“规律”。这样，发达国家几十年才进入的社会职能可持续陷阱和财政黑洞，中国可能用不了多少年就不可自拔。这方面的例子其实已经不少。
    乌鸦嘴、杞人忧天本属贬义，也许是被震糊涂了，我越来越从中看到褒义的成分。学者应该以乌鸦嘴自居，杞人忧天也应该得到些许宽容和尊敬。杞人式的忧虑不会带来厄运，但当厄运降临的时候，真正的学者不会享受“未卜先知”的快乐，只能承受比其他人更多的内心痛苦。我想这正是良知的表现。乌鸦嘴需要学者的内心自觉，当然也需要环境的宽容。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