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经济发展来源于建设基础设施的能力的话，那么过去400年统治世界经济的就不应该是西方人，而应该是埃及人和中国人。埃及人可以建金字塔，古代中国人可以建长城和挖运河，但这种建设基础设施的能力带来了什么经济优势吗？——摘自《“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中国模式”作为一个热词，正吸引着各方意见，本书亦为其一。
　　像大多数热词一样，“中国模式”的定义也比较模糊，它最早被外国经济学家提出，因有褒扬的味道而迅速走俏。很少有人关注：真有所谓“中国模式”吗？它真的是一种独特的模式？
　　所谓“中国模式”，指的是经济的高增长、审慎的政治制度和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三者的有机结合。人们普遍认为，大量使用外资是它成功的关键。
　　然而，这个模式真的专属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哥伦比亚、波多黎各乃至亚洲的伊朗，普遍实现了10%左右的经济增长，也都选择了审慎的政治框架，也都注重培植其传统文化。这说明，要么是“中国模式”并不独特，要么是我们对它的概括不准确。值得警醒的是，“巴西模式”等并没有走向成功，反而陷入了“失去的十年”的泥潭中，这足以为我们敲响警钟。
　　黄亚生发现，在中国经济腾飞过程中，外资作用被大大高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总共吸引外资不过30亿美元，然而，民营企业的勃兴为经济注入了活力，然而，随着外资大量涌入，它们一度得到超国民待遇，抑制了本土民营的发展，并引发了就业困难、工资增长缓慢、创新能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
　　表面看，GDP越来越高，城市建筑越来越漂亮，可仔细盘点，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外资的进入加速了技术转化，相反，我们一个又一个行业落入他人之手，这种全军覆没式的发展，为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危机，即：我们有可能成为国际大公司的原材料、劳动力的提供者和倾销终端产品的市场，甚至是污染的排放处。
　　高速增长的经济与人们的收入没能同步增长，基尼指数的不断攀升让社会承受考验，房价过快上涨和通胀高企，都在提醒着我们，“中国模式”与“巴西模式”存在并轨的可能。相比于迅速发展的印度经济，中国经济已呈现出创造力不足、制度阻力大等弱势，对此，如不深入检讨，依然沉醉于赞扬声中，为经济表面数据所迷惑，我们很可能要付出代价。
　　数据是会欺骗人的，就像彩票兑奖站的工作人员一样，看到的都是来领奖的彩民，他因此得出中彩率100%的结论，岂不大谬？然而，太多人却执著于这样的眼光来看问题，只从自己所属的小群体的利益出发去判断，自然会在错觉中越走越远。
　　“中国模式”的有无，争论并无意义，关键是中国经济要突出重围，而不是被赞扬所蒙蔽。黄亚生认为，“中国模式”要避免步“巴西模式”的后尘，就应向“东亚模式”学习，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