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马修·比索普 迈克尔·格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将“慈善”与“资本主义”组合成一个词组，当下已不再为国人所陌生。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主导的基金会慈善模式一直声名大噪，由李亚鹏夫妇、李连杰等人开创的华人明星创办慈善基金会方式也在流行。
    许多媒体人、社会学者和任职于这类基金会的内部人士，积极传播慈善基金会在贫困、教育、赈灾、弱势人群适应社会竞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总结出包括其制度设计在内的多方面优势，与许多个案中政府行动机制、市场机制的缺陷相对比，认为前者更能、更值得赢得人们的信任，有远大的前景。甚至还有一些人提出，慈善基金会模式、慈善资本主义不仅将填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而且还可能由此找到解决人类前途命运的唯一出路。
    必须承认，在现代型社会架构发育不健全，政府和市场边界不明，公共产品供给不充足且严重不均衡的当今中国，鼓励慈善基金会模式的推广、充分发挥其作用，是必要的。但仍需指出的，这种模式根本不可能替代政府作用，更不可能因为企业家、投资人士对慈善事业的参与，就此修复市场体制的内生缺陷、修补市场伦理。我们越是期待慈善基金会发挥必要、恰当的作用，越是需要保持科学预期，切忌夸大其作用和价值。
    新近引进到中国内地出版的《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一书，全面回顾了慈善资本主义的历史，有助于人们重新审视已近“神化”的慈善基金会模式。
    现代慈善与现代资本主义，在几个世纪前是同步出现的。慈善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出现于英国都铎王朝（1485-1603）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许多新富就像今天的盖茨和巴菲特一样，热衷于向城市里的贫困居民提供帮助。到了18世纪，从事慈善活动的主要是新兴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者、最初的对冲基金投机商，臭名昭著的“南海泡沫事件”的受益者之一托马斯·盖伊用疯狂攫取的投机利润，在伦敦盖起了“盖伊医院”。进入19世纪后，慈善更成为英国等国家富豪们的生活方式，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对此有过大量的描述。再后来，就有令人耳熟能详的迷离身份故事：贪得无厌并以各种违法罪恶方式攫取公众财富、破坏市场秩序的美国寡头们，如安德鲁·卡内基，约翰·D.洛克菲勒等人，同时又是当代慈善资本主义的奠基者。
    慈善与资本主义的一路同行，故事说起来似乎令人愉悦，问题是，如果回顾15-20世纪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史，就会发现，资本家、富人、投机商对慈善事业的慷慨解囊，根本未能缓解同期的贫困、疾病及由此造成的各种复杂社会问题，更没有如那些“大善人”所预期的那样预防和阻遏尖锐阶级矛盾的出现——慈善资本主义提供的救济等资源，总量少，且分布不均衡，要达成基本的公共产品供给，还得靠政府。适应旧式资本主义环境的政府体系，就由此被倒逼开展了治理和公共服务的彻底改革。欧洲各主要国家比美国更早的意识到了这个本质问题，在20世纪初就开始由政府向公民提供各种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而美国是经过1929-1933年大萧条后，以罗斯福新政为显著标志，才彻底扭转了政策导向（大萧条初期，美国政府并不愿意采取干预举措，而坚信通过慈善可以解决就业、帮扶穷人，这种幻想延续了萧条、危机的存在时间，后来的经济学家和慈善组织往往对此闭口不提）。
    以上谈到的慈善资本主义，尚属于1.0阶段。《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一书认为，由盖茨、巴菲特等商业领袖和许多大公司驱动的慈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2.0甚至3.0阶段。领先的大公司开始在商业战略中积极推动社会公益，即业界人士耳熟能详的“价值观营销”、“价值观愿景”、“（符合）伦理（的）投资”等名词。慈善基金会模式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不仅继续积极活动，解决了许多社会问题，而且也更加强调价值伦理——而这也成为不少慈善基金会过度参与国家政治、干预国际问题的理由。
    正是因为慈善在当今世界变得更国际化、涉及的社会事务更广泛，跨国公司和基金会强调的价值伦理的可阐释外延更广，就使得与慈善沾边变成了有意洗脱原本不良社会形象的企业和个体的时尚选择。次贷危机前后，危机的主要肇事者美国各大投行都踊跃参加慈善捐款；一些大的商业银行的领导者在领取政府巨额救助后，用大头给自己发奖金，用零头花在了医院、图书馆等公益渠道；对冲基金投机商对参加慈善晚会等活动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因为这可以改变美国公众对其寄生盈利定位的看法。
    与之同时，基金会等慈善资本主义模式，在对获取越来越多公众关注、掌控越来越多资源的同时，却基本是按照捐赠者或基金掌控者的个人意愿、而非需要帮助救济的人群及具体需求来投放资源的。这种个人偏好导致的慈善资源投放导向问题，比捐赠者或基金掌控者的避税考虑，对慈善资本主义效用乃至伦理造成的危害更大。譬如，许多企业家和投机商给已经不缺钱的母校（名牌高校）捐款，也声称是慈善公益性捐款，还刻意声明并不以自己或亲属取得母校学位、荣誉为条件，又如圈内流行的艺术品慈善，等等，均削弱了慈善资源的整体社会效益，反而造成了优质资源特别是资金、优秀人才流向精英型机构或富人们乐于欣赏的文化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