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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功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通过华为的成功，我发现影响一家企业成功有三个关键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企业是否能赢得关键性的竞争，尤其是阶段性的最后竞争。在这一点上，华为人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们目睹了任正非在过去20年间带领华为赢得了几乎所有的阶段性的、关键性的竞争。虽然有的在当时看是输了，但长远看，还是证明华为“赢”了。在技术产品上的一步步成功就不说了，单说一下任正非赢得了企业文化之战。企业文化如何能赢、如何去赢，又与谁争呢？改革开放后我们从外国引进了“企业文化”，一时间大江南北每家企业都在说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然而，很快企业文化就成了形式主义的东西、光说不练的东西、喊口号的东西。任正非赢得企业文化之战包含三层含义：其一，华为提倡企业文化，并靠“华为文化”增强了员工的凝聚力和客户的认可度；其二，在建设“华为文化”的过程中，任正非努力不懈地做实而不是仅做表面文章，逐渐把形式主义旺盛的虚火消除，形成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其三，通过《华为基本法》的起草和发布，任正非“及时”超越了企业文化，使“华为文化”融入、物化为具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使得组织效率和合理性程度越来越高。做到了这三点，说任正非“赢得”了企业文化之战，是不为过的。
　　企业成功的第二个决定性因素，是领导企业的企业家个人的人格素质；第三个决定性因素，则是企业家的言行一致性或言说的力度。
　　为了深刻理解作为企业家的任正非这一坐标，我们必须借助点传统智慧。
　　在此，我借用古代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的概念，将“三不朽”和这三个决定性因素进行一个简单的比附，或者说将这三点作为对一个企业家的终极评价的决定性因素：赢得竞争是立功，领导者个人因素是立德，企业家言说是立言。
　　有人或许会说，这样比附不恰当。中国古代的圣人概念何其神圣、高尚，怎能把这个概念套用在急功近利、重利轻义的企业家身上。我原也以为，这样的比附不恰当，几近无厘头。但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无厘头时代，没有什么是“不恰当”的。当然，真正的原因是，我从任正非那里学到了一种可爱的实践精神。实践精神如何可爱呢？那就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这种拿来主义“不分轻重”，只取其义。靠这种可爱的实践精神，拿来“三不朽”看起来虽然有点不知轻重，却隐含一种深刻的认识论：几千年来我们的文化都忽视了这一点，因为尽管我们景仰圣人、伟人、悠久的文化，但往往把它们神圣化了，只作为教条或偶像而用，从不认真地以平等观念、进步观点看待它们。却不知，一切圣人和伟大的哲学、宗教、文学，莫不是以平等为圭臬。如果我们对之过于神圣化、偶像化，实际上是在远离、违背它们，在现实中我们只把它们高高挂在上面或口头上，它们既没有成为实际上的行为典范，也没有在思想上成为激发我们的原则和灵感源头，反而成为我们语言上的限制、精神上的禁锢以及思想上偷懒的原因。
　　任正非却不是这样的。“从泥坑中爬出来的人就是圣人。”—也只有他敢这样用“圣人”这样的“大词”。一个这么神圣的词就这样粗鲁地用在这里。说明什么？说明他思维不教条，说明他很重视实践。“圣人”如果仅仅是个崇拜的对象，那么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分量了。任正非是一个活学活用、很拿来主义的人，他将任何东西都实化为具体可言说、可理解、可实践的东西，所以他才说：“我的专长在于逻辑，不在语言……”因此他没有语言上的过分矫饰、虚套，也没有用词上的顾忌。“明智的妥协是一种让步的艺术，妥协也是一种美德，而掌握这种高超的艺术，是管理者的必备素质。”他的话不官方，很流畅，是大白话、实在话，一下子就赋予“妥协”新的积极意义。这样的例子在他嘴里比比皆是。
　　细心的人应该会发现，任正非挺喜欢用“大词”或“大道理”，比如：“华为以产业报国和科教兴国为己任，以公司的发展为所在社区作出贡献。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不懈努力。”又比如：“我们认为，劳动、知识、企业家和资本创造了公司的全部价值。”“我们遵循价值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在公司内部引入外部市场压力和公平竞争机制，建立公正客观的价值评价体系并不断改进，以使价值分配制度基本合理。衡量价值分配合理性的最终标准，是公司的竞争力和成就，以及全体员工的士气和对公司的归属意识。”
　　可是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大而无当。要是以前政治学习听到领导这样讲，估计台下早已呼噜声一片。
　　听任正非讲话不会打盹有两个原因：其一，他用的“大词”有个细微的落脚点，比如我们不仅是“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努力”，也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其二，他的思想和说法是实的，是实指，当他说“不让雷锋穿旧袜子”时，不仅仅是比喻，是实指。同样，“工程商人”是实指，“削足适履”是实指，“是金子总会发光”是实指……
　　思想有落脚点，含义又是实指，这难道不是“立言”的前提？我到华为后受到的第一个小震惊是听到任正非说：“学而优则仕是千古真理，委曲求全是人生真谛。”学而优则仕是“文革”时期死命批判的观点，委曲求全在我们脑海里根本就是贬义词。但在任正非那里却有一种入木三分、思想无禁区的力量，虽然说得很突兀，不是很漂亮，也不足以成为名言警句，但劲道十足。我们说言行一致，言说的作用格外关键。任正非有这个素质，不简单。
　　“三不朽”是什么？换成耳熟能详的大白话，不就是“当老实人，做老实事，说老实话”吗？
　　“圣人”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的一个主要“概念”，而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些个僵化的人格化存在。在《道德经》、《论语》等经典中，“圣人”这个词屡见不鲜，按我们中国人一般的理解，所谓的“圣人”就是指老子、孔子等少数几个人，但是他们其实是言必称“圣人”的，那么他们所说的“圣人”又是谁呢？难道还有比他们还厉害的人？其实“圣人”就是一种理想人格，任何人都可以用，用在任何人身上都可以，不应该有恰不恰当的问题。我们不应过分地去神圣化古代的理念，否则，古人的东西于我们今人全是死去了的东西，没有任何价值，这不是对待古代文化的好态度。
　　我是偶然想到任正非是坐标并进而用“坐标法”去评判企业家的。
　　有一天我听中国台湾地区的傅佩荣教授在电视里讲解《道德经》，说老子所谓的“圣人”就是指悟道的执政者。这让我想到了企业家。企业家是全面负责企业组织所有事务的人，因此说企业家是“执政者”并不为过（想想看，英语里的“总统”、“总裁”、“校长”也都是同一个词：“president”）。以这样的角度来看企业家，一下子激活了我的思维：伟大的企业家就是悟道的“执政者”，就是某种担当“坐标”的人。
　　评价执政者当然要看他是否取得了“事功”。在事功方面，任正非确实做得非常踏实，时机把握得很好。“华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大问题”，这是因为在每一个阶段性的关键竞争中，华为都赢得了竞争。我们粗略地理一下：
　　在通信行业大发展前夕，华为进入了通信行业—“我们是出于无知，才进入通信行业”—但毕竟是进入了，任正非胜在占了先机；在贩卖别人的机器的时候，虽然效益不错，挣了钱，任正非却不满足于此，决定自己搞开发，没几年就推出了数字程控交换机，不仅在技术上有了自己的根基，更是以此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产品平台C&C08，这一胜，胜在有了自主的核心技术；推行员工持股制，吸引、凝聚了大量人才，基本解决了制度性的激励问题，省去了很多精力，杜绝了可能的内乱；1996年华为启动海外发展，在国内利润相对较高的情况下，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公司在海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国际化的底子，经过漫长的努力，在21世纪的头10年中终于收获颇丰，将国内竞争对手远远甩在后面；在固定通信产品顺利发展的情况下，华为陆续向光网络、数据通信、移动通信、手机领域渗透，这使华为成为世界上产品和服务最综合的通信设备企业，机会点线面之多，让其他同行望而兴叹，并因此抵抗住了电信业的寒冬，挤进全球同行业的前三强……这些都是关键的“阶段性”胜利。
　　既然企业家是悟道的“执政者”，任正非的本事当然不仅仅在事功方面。而且，仅仅有事功的能力，还不足以赢得上面所有这些关键的竞争。首先，这些事功本身涉及的范围和领域很广，对人的能力和素质要求非常高：有考验判断力的，有需要冒险的，有需要持久忍耐的，有考思维和谋略能力的，有看你是否无私的……其次，只有事功逻辑和能力，很可能就不会去做上面这些事（以及更多未提及的事）了。善做事的，倾向于事半功倍，而不会去全面展开。换了别的企业家，很可能只会把其中几点做好。比如，在国内发展得很快很好，就不会轻易花血本去海外探路，因为探路的成本高，而前途未卜；比如与思科的战役，如果按经验“惯性”就是必败无疑的；再比如员工持股制度，事功者绝对不会像华为这样来处理，更不会不上市圈钱……
　　完成这些事功需要很高的综合素质。对此我们根本不知道—因为完全没有经验，连二手的、别人的经验也没有—这些综合素质究竟是什么、包括什么、应该如何运作，而任正非在实践中有条不紊地一一实践，显示出了他非常高的综合素质。
　　我毫不怀疑，我们完全可以甚至必须从立功、立德、立言这三个方面去评说一位优秀的企业家、事业家，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他如何优秀，或他究竟有多优秀。
　　为什么这样煞有介事、郑重其事，竟把“三不朽”都抬出来了？有必要把企业家与中国古代文化联系起来吗？本来也不是很必要，我之所以这样去联系，不是出于无厘头，不是为了耸人听闻，而是因为企业家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我们的社会包括企业家自身对企业家的角色、作用和潜能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如果不狠狠地强调一下，就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更难指望在企业界发生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企业家完全可以甚至有必要从有分量的角度去进行审察。我越来越觉得，企业家坐标这个问题在当今中国的重要性将会越来越突出。实际上我们企业界的很多大企业，根本还没有解决，甚至还没有去触碰这个问题，更可怕的是，连试探、触碰的念头、意识、胆略都还没有。我们动不动就会在新闻里看到中国最知名的一些企业和企业家出事，而出事后又不了了之，这说明企业家坐标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好。相对来说，任正非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华为也因此受益良多。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任正非厉害，他实际上开创了一种做老板的方式—坐标式老板。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坐标式老板将会越来越多地涌现。
　　企业家坐标的三个属性的排序是很重要的：首先得看他立的功—企业要有业绩，如果没有业绩，企业家的资格就要被剥夺；其次要看企业家这个人；然后再看他的言语。
　　这样要求企业家，会不会太苛求了呢？如果我们排除其中的“神圣性”，我觉得是合适的，当然我们要进行一定的概念内涵的转换。立功—事功不必说，那是企业家之所以称为企业家的原因，那为什么还要求企业家能“立德”、“立言”呢？过于苛刻了吧！
　　一点儿也不苛刻！立德会不会太道德化、理想化？不会。如果我们从商业道德、从诚信方面去理解企业家的道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立德这个要求对企业家而言是最基本的要求。“华为十几年来铸就的成就只有两个字—诚信，诚信是生存之本、发展之源，诚信文化是公司最重要的无形资产。”
　　任正非本人似乎就很喜欢从立德的高度思考、看待问题。以前他爱说：“假积极，假积极，一辈子假积极就是真积极。”这是他从个人、家庭的“文革”经历中吸取的教训，不凭主观认定的“动机”去评价员工，而是看其实际表现。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德”—宽容之德。在李一男出走华为创办港湾公司后，任正非则开始更直接地谈“德”，讲德才兼备，而且更重视“德”，以至于把“小胜靠智，大胜在德”刻成石碑，放置在华为培训中心的大门口。在近10年的干部管理上，华为的干部选拔评价标准也发生了很多转变，而变化的主要内容就是：加强对全体员工的思想道德品质以及职业道德修养的教育，加强在思想道德品质上对干部的考核，把思想道德品质的评价纳入干部的任职资格体系中去，并作为考核与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
　　要求企业家“立言”，这要求可能的确是有些高。如果我们把有理论建树和思想创见理解为立言的一种，那不是有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大师吗？他们应该更有资格去承担立言的责任吧。但是，如果说“圣人是悟道的执政者”，那么身为事功承担者的企业家，其立言当然很重要，我们对他提点儿高要求也是应该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伟大的经理人斯隆，针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分别创作了管理学名著《公司的概念》和《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这表明，企业家在“立言”方面也是大有可为的。而由于企业家的“实践”特性，其“话语方式”似乎对实践的影响更加直接。斯隆总结出的事业部制几乎成了所有大企业的管理模式，可见对于企业家，“立言”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企业家的“立言”更体现在对现实行为和实践的作用上。
　　华为是以任正非这个坐标为基准而发展起来的。那么，华为对任正非意味着什么？可以说，华为是一个放大的任正非，一个任正非人格和能力的渗透场；也可以说华为是任正非自己的领地！
　　领地！我们每一个人一辈子不就是在寻找这个吗？我们经常说的“用武之地”、“一亩二分地”，就是“领地”最基础的含义。当一个人找不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怎么办？去抱怨时不我待、怀才不遇吗？那不是任正非的做法。去随波逐流吗？那也不是任正非的选择。任正非选择的是创业，创立华为并把它打造成属于自己的领地。必须说的是，后来任正非在实践中拓展了他的“领地”内涵，但是在早期创业阶段，我们完全可以说华为是任正非的“领地”。
　　对于任正非来说，创业是他把自己的生命变为某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途径。因此在华为这个属于他自己的领地，任正非似乎终于找到了释放自己自年轻时就有的梦想和愿望的地方，他的一切—能力、见识、抱负、藏在心中从未说出过的观点等—有了用武之地。在华为，他做的不是单纯地买卖东西，倒卖内地没有的货物。
　　对于纯粹投机、挣大钱，他没兴趣，至少不构成他创办华为后的支配性想法，他脑子里还是那种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主旋律。他从骨子里还是喜欢生产性、发明性的东西。我们刚进华为的时候，任正非有几句话—“先生产，后生活”，“减人、增产、涨工资”等—让人感觉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时代的话，但是他说出来，却没有“极左”的味道，倒是流露出一股质朴和实干精神。尤其是科研，科研一直是他心里最大的梦想，他“年轻的时候对贝尔实验室的景仰之情胜过了爱情……”。在华为坂田基地，所有的道路都按科学家的名字命名：贝尔路、张衡路、居里夫人大道、冲之大道等。在华为这个他自己的领地里，任正非一五一十地贯彻了自己的想法，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个性，可以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毫无压抑和遮拦。“我们对外十分低调，但是对内却很高调”，应该说也不是高调，而是在自己的领地充分地做自己：立功，立德，立言。通过这种方式，任正非把自己“设定”为企业坐标。这使得任正非和其他企业家、华为和其他高科技企业区别开来。
　　之所以说任正非是坐标式企业家，还有一个原因是：坐标有种特性，即它规定着以它为基准的事物，同时也规定着它本身。任正非的子女、弟弟妹妹都在公司工作，而他再婚后，刚与他结婚的妻子便离开了华为，因为公司规定“夫妻双方不能同时在公司上班”，却没有规定兄弟姐妹不能同时在公司工作。倘若任正非不是坐标，这个领地就会很容易变成一个私人的王国，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而如果这个坐标没有延展、渗透至全公司并被全公司所接受、认同，华为可能就会像当初大多数所谓的技术企业一样，搞一点科研，搞一点生产，搞一点贸易，搞一点房地产……渐渐地什么来钱就搞什么，最后也可能会成功，能挣大钱，但绝达不到如今华为这样的高度。华为没有走上“万金油公司”之路，与任正非崇尚科技发明、重生产和重实业不无关系。
　　“且慢！”或许有人立刻会想：你怎么知道华为不是任正非私人的王国呢！谁不知道很多企业家其实就像是土霸王，在自己的企业为所欲为、一意孤行、拉帮结派、营私舞弊、培植亲信和家族势力。况且，人是主观的，坐标—不管如何解释—总应该是客观的吧！把企业家和坐标联系在一起，怎么能这么瞎搅和呢？怎么能保证这个所谓的坐标法不变相为几乎普遍存在于中国企业组织里的家长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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