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约翰·格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伪黎明”，顾名思义，就是海市蜃楼般的虚妄愿景，在此书中指称的是“华盛顿共识”，即以普世价值思想政治观念和自由竞争经济体制为主要特征的美式资本主义。《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分析了美式资本主义无法复制到全世界的原因，着重批驳了经济学家们推崇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认为美国推行的普世价值思想政治观念具有虚伪性（这一政治观念，是美国要求别国建树的意识形态，而美国自己则采用以保障本国利益为导向的“美国例外论”导向政策）。
    此书作者、英国著名学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思想史名誉教授约翰·格雷在书的开篇，花了很大的力气为读者辨析了自由市场理论、自由放任经济思想，毫不留情的将之斥为与苏东模式一样的“乌托邦主义”。这套理论和思想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等国得以流行，被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论述为奠定工业革命发展格局的制度因素。对此说法，约翰·格雷嗤之以鼻，直接指出“即便在其（19世纪中叶自由市场制度）全盛时期，放任主义也只是个错误的称谓，它实际上是由政府强制力创造的，且在运行的各个方面都依赖政府权力做后盾”。19世纪英国自由市场建立的一个前提就是通过政府权力将公共土地转变为私有财产。而在1980年代的美国，里根政府推行的政策，“很明显不是朝向自由市场的，而是一种以军事为先导、奉行贸易保护的凯恩斯主义”。
    约翰·格雷指出，自由市场理论、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在政府权力支撑下得以急剧推行，在世界范围内都只有少得可怜的应用，19世纪中叶的英国，以及20世纪80-90年代的几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美、澳大利亚、新西兰）。这套理论和思想在这几（一）个政府的政策路线中，部分应用的结果是，两个时期内，英国等国家的社会机制和公民福利被破坏殆尽，造成了急剧的社会动荡。
    约翰·格雷认为，市场本身由人类预期塑造，其行为不能被合理预测，推动市场的力量是乔治·索罗斯定义的“反射互动”。这种易变性随着前述自由理论和思想应用到去管制化的金融政策中，影响将大大增加，必然意味着金融不稳定性加剧，不可能实现经济学家所谓“自由市场降低了经济遭遇崩盘或衰退”的结论。他认为，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及其主导的经济政策，并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改良空间。
    这本书提出的另一项重要观点是，计划经济模式与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存在诸多共通之处，最显著的共同点在于，“以普罗米修斯式的开荒精神对待自然界，并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遭受的苦难毫不在意”；二者都寻求以单一模式和思路，去替代人类文化的历史多样性。约翰·格雷认为，苏联解体、苏东模式崩盘，反映出的实质问题恰恰是，单一论不可能替代多样性，而美式资本主义正在走苏东模式的老路。
    约翰·格雷还谈论了对全球化的看法，他在这本书中系统驳斥了大前研一、福山等知名专家鼓吹的“超级全球化”（主权国家式微、跨国公司成为全球事务的主导者）理论。
    请注意，这些观点提出于1998年（《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一书首版出版的年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是书作者约翰·格雷基于多年扎实的政治经济学、世界历史研究，而对当时甚嚣尘上的美式资本主义、“华盛顿共识”等体制对象下的结论。这本书作出的很多预测，特别是有关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必然诱发金融投机制度性风险、催发大规模金融危机、危机将由金融衍生品投机酿成的预测，以及冷战结束后一枝独秀的美式资本主义“可持续的时间甚至比1970-1914年的美好时代更为短暂”，都在此后十多年内一一应验。正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季志业先生在本书简体中文新版的推荐序里所说的，相比近几年灰头土脸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学者和经济学家，“此时的格雷先生显然是以一个‘胜利者’的身份在收获《伪黎明》中的研究成果。”
    在2009年重新再版此书的前言文章中，约翰·格雷对金融危机后各国救市政策的长远前景表示悲观，指出“泡沫经济的增长方式本身是不可持续的，试图通过制造新一轮泡沫的方式来应对危机无异于自欺欺人，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逐步走向通货膨胀，在危机爆发前就已显现的资源稀缺局面再次出现，政局因此更加动荡”。当前最大威胁就在于，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及未来可能更加动荡的政局，尚没有各国联动、互信互助的全球治理方法；经济危机加剧了各国政府各自为政的状态，进一步恶化了整体安全环境。约翰·格雷以戏谑而不无沉痛的语调评论说，“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促进可持续发展，而是如何实现可持续撤退。”
    他再次谴责了自由放任主义，既归纳了经济学家所谓“相信市场能够保持理性”观念的狭隘性，也指出了现代经济学家之所以犯错的症结——这些人与建立和发展了政治经济学的亚当·斯密、约翰·穆勒、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截然不同，不具有基本的历史观，仅仅在自然科学方法的基础上研究经济生活，为分析工具和工具论所奴役，“在运行中容易犯错，也容易被大众的妄念引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