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乡老友今年夏天让我品读他的这部慎思明辨的著作，希望我提出修订意见，并叮嘱我作一篇序言。
　　我告诉他，深奥的经济学和伦理学于我来说是门外汉，鄙人决无资格改易文字和撰写序文，再说在名家茅以轼先生的序言之后再写些什么，必定是狗尾续貉。
　　国乡答道：茅先生是从行家的角度写，请你从一般读者的角度写，二者并行不悖。
　　我素来敬佩国乡的为人和学问，他的吩咐与期盼，我岂能推卸，因此只能从命，在此谬发妄言，诸乞鉴宥。
　　我敢担保，本书是国乡一生最精粹的著述，也是他在长达60年的漫长岁月中，通过对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和伦理思想演变，及其对社会、经济与个人生活的影响，进行长期观察与思考，所达到的一种深刻而系统的理论思维的结晶。
　　它虽然是一部寻常的学术著作，渊源于作者焦心苦虑的构思;然而，它又不是一部常见的学术著作。它的一大半来自苍茫大地，是千百万饥饿农民和劳苦大众的呻吟，另一半则来自炼狱者深沉的问难与呐喊，是雕肝琢肾的章句。
　　为了领悟本书的含义，我建议，读者不妨先从阅读“后记”开始，然后再读正文。
　　这是因为，当下的青年人很难理解，王国乡为了笃信一条无可争辩的经济学定律——土地报酬递减定律，竟被戴上“极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遭受牢狱之灾，由此挨上了20多年伤心惨目的生活。窳败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狰狞的意识形态差一点让他死于非命。幸好“四人帮”垮台，他赶上了胡耀邦的开放改革时代，从而摆脱政治贱民的身份，渐渐恢复学人和思想者的角色，终于可以重新探索他所心醉魂迷的经济学、美学和伦理学原理了。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下，国乡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展现。他一连发表数以百万字计的科研论文和学术著作，在学界脱颖而出，自成一家风骨。他从土地报酬递减定律入手，进一步研究择优分配原理和等边际伦理原则，并对计划经济的道德观发起挑战，提出了自己的经济伦理与道德伦理思想。
　　《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从经济学视角求解伦理学难题》一书，则聚凝了他对于解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和市场经济道德建设问题的独特看法，有不少原创性的思想火花，进而从深层次的角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道德前景(人格道德与经济道德)进行理论探索。
　　私见以为，凡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道德伦理问题有所关注、有所思考、有所困惑、有所研究的人不妨读它一读，哪怕翻读若干章节也罢。我的愿望是，以国乡这部书为契机，业界能展开广泛的讨论，对什么是中国人的自主权利的道德边界问题大体上达成一个共识。我相信，国乡的见解，是迂论还是邪说，是持平之正论还是无稽之谬论，“历史老人”迟早会给出一个公道的结论。
　　作为本书的初始读者和非专业工作者，我以为，国乡提出的以下五个方面何妨予以更多关注与思考：

　　(1)计划经济道德观与市场经济道德观的本质区别何在?
　　作者通过两个案例分析和23个伦理学质疑阐明，计划经济道德观的基本原则是主张个人应当对他人、对社会、对集体无私奉献自己的劳动成果或经济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市场经济道德观的基本原则，则应当是在尊重他人自主权利的前提下，维护个人的自主权利与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两个平等的自主权利人之间，一个人奉行无私利人的道德原则，向对方奉献自己的财物，必导致对方损人利己，因而，这两个人都是不道德的。因此，在人与人之间，只有实行“自利不损人”的道德原则，才有利于实现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博爱、公正、自主、和谐的生活方式。而所谓“自利不损人”的道德就是肯定个人实现自主权利，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自主权利为道德边界。

　　(2)在市场经济中是否存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
　　作者指出，计划经济道德观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存在冲突”的理念之上的。而作者采用现代微观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市场均衡价格机制(“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有利于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实现等边际原则)，从而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追求最大利益，不仅不会造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反而是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这就从经济学理论上，驳倒了“无私利人”的计划经济道德观的理论基础，确立了“自利不损人”的市场经济道德观的理论根据。

　　(3)社会制度正义与个人自主权利关系是什么?
　　作者运用边际分析方法证明，市场经济制度正义的标准应当是“无损一人地增进社会利益”，而实现社会制度正义的必要条件是每个公民都必须厉行“无损一人地增进个人利益”——自利不损人——的社会责任。在这里，“自利不损人”，不仅是公民的自主权利，而且是每个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因为只有在每个公民都具有追求“不损人的利益最大化”的自主权利的条件下，他才有可能根据利润最大化目标，把他所支配的资源(包括自己的劳动)投入到最有效的用途中去，从而，在均衡价格调节下，实现生产要素最佳组合和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社会利益极大化)。因此，保障公民的自主权利就不仅是实现社会利益极大化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实现社会制度正义的必要条件和标志。
　　作者指出，公民自主权利，在经济基础中，表现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在上层建筑中，也就是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每个公民都具有平等、自由、民主的权利。在这里，平等就是人人都具有相同的自主权利;自由就是人人都具有做不损害他人自主权利的事的自主权利;民主就是人人都具有表达维护个人自主权利的说话权利，以及相应的出版、新闻传播和参政议政的权利。因此，平等、自由、民主就成为市场经济制度正义实现的必要条件和标志。

　　(4)自利不损人原则作为制度规范与作为个体道德标准有何区别?
　　这是古今中外所有伦理学者都不曾考虑过的问题。作者认为，混淆二者的区别是导致伦理学陷入逻辑混乱，从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二者是有本质差别的。自利不损人作为制度规范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人人必须厉行，违者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其作为道德规范则是理性自利的经济人自觉选择的和谐生活方式。作者指出，早在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之前(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之前)，人们之间就已经产生了简单的商品(原始的)生产与交换关系。当两个原始人不是通过相互抢掠，而是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实现某种劳务合作或商品(物物)交换时，就已经产生了自利不损人的道德。所以，道德是具有理智且追求和谐生活方式的人们，通过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而产生的良心感悟，是对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自己实现和谐生存目的而做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这种通过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价值选择而形成个体道德的伦理方法，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之方”，亦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方法。所以，道德的本质就是良心感悟或良心发现。

　　(5)为什么要划分人格道德与经济道德，二者有何区别与联系?
　　这同样是古今中外伦理学者未曾思考过的问题。作者认为，当今中西方伦理学语言的差异在于：大多数西方人(如霍布斯、康德和斯密)只承认人们在非经济交易关系中所表现的人格品德或爱人、尊重人的美德是道德，而不承认人们在经济关系中利己或利人的行为是道德。中国人相反，只承认经济关系中的存在经济道德(有“无私利人”、“为己利人”、“单纯利己”、“自利不损人”之分)，而不承认在非经济关系中存在着一种独立于经济道德的人格道德(认为人格道德是经济道德在人们心中的内化)。这是导致中西方文化互不理解，甚至产生重大误解的原因。因此，作者将“自利不损人”的道德区分为经济道德与人格道德。经济道德是个人为了用和谐方式取得财物来满足自己需要，而自觉选择的通过互利合作或互利交换取得经济利益的行为方式。作者称其为“为己互利”的道德。人格道德是个人为了融入社会，最终取得经济利益，而自觉修养的健全个人人格品德或美德的行为方式，作者称其“为己爱人”的道德。二者的关系是，人格道德是经济道德的人格保障;经济道德是人格道德在经济行为中的实现方式。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对孔子《论语》和斯密《道德情操论》的解读，证明这两位伦理学巨匠，都在确认“人格道德”存在的同时，也承认经济道德的存在。
　　在围绕上述五个方面的论述中，作者还有很多精辟的论述，留待读者去发现。

　　此外，本书还有两个更精彩的部分值得一提。
　　第一个精彩部分是作者在第六、七两章中，用通俗的语言(非高等数学语言)和浅显的数表与图像，阐述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边际理论(等边际原理)。这是众多欠缺高等数学知识，而又渴望学懂宏微观经济学原理的知识分子，迫切需要阅读的部分。通过阅读，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也许一天或几个小时)，就可以理解边际分析方法的数学含义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并用来分析现实中的市场经济问题。
　　本书第二个精彩部分，就是我在上文中提到的“后记”。国乡在这一部分中，通过自己亲身经历的制度变迁、伦理规范演变，及其对社会经济与劳苦大众生存条件的实际影响，来说明本书表达的经济与伦理思想形成的根据和形成过程。这有利于读者从生动的事实分析中理解正文部分阐述的抽象内容。特别是在1957年之后，作者因坚持独立思考、说实话，被打成“极右分子”。在长期劳役、监禁、饥饿、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苦难生活中，在没有书籍，没有资料，既不懂高等数学，又不知边际分析为何物的条件下(作者入北大时学新闻专业)，仍坚持独立思考，仅凭在大学中所学基本知识的记忆，根据一条被苏俄教条划为禁区的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来分析“大跃进”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作用，居然在思想封闭的环境中重新“发现”了西方经济学的核心理念——等边际原理，并据以推导出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一系列最优原则。这些研究成果，既为作者在出狱后，立即投入经济体制改革的学术研究活动，并登上大学经济系讲坛，积累了必要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教学能力，也构成了本书写作的主要内容。
　　毫无疑义，“后记”是一则自撰的励志故事，对于身处逆境和绝境的人们，具有巨大的感染力。王国乡的故事，本身就是中华民族近代苦难史的缩影，也是当年55万中国敢说实话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的真实记录。读来，令人心酸，令人扼腕叹息!人们也为在残酷的思想禁锢条件下，中国仍然有这样的为追求真理而矢志不渝的知识分子，而感到欣慰，受到鼓舞。
　　古人云：“还丹一粒，转铁为金，至理一言，转凡为圣”。国乡的生活和事业在1978年前后发生了出人意表的变化，这一方面同他赶上开放改革时代的大好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他本人的因素。国乡有两大优势：一是他的顽强意志与刻苦好学;二是他有一位贤内助，不断鼓励他战胜逆境。
　　国乡出生于一个小手工业家庭，一直没有受过多大委曲，殊不知进了北大竟当上了“极右派”，后来又二次蒙受欲加之罪，但他决不屈服。甚至在劳改农场就业期间还借探亲的机会向朱光潜、宗白华和李泽厚等大家请教。他的学问主要是靠自学、潜心思考与独立研究得来的。当他还是北大新闻系三年级学生的时候，就撰写了一篇人口问题的论文，并得到了马寅初校长的青睐。他受冤屈改正后连当个小学代课老师的资格都没有。北大直到1987年才补发他一张毕业文凭。他是不靠文凭而靠真才实学被新华总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从基层调进首都来的。
　　国乡的老伴魏华琪女士，原本是部队文工团演员，13岁参军，转业后就读师范学校，成为中学音乐教师。在与国乡谈恋爱期间，因受国乡划为“右派”株连而失去工作。直等到国乡结束劳教之后，两人才得以完婚。“文革”期间国乡因写文章再次入狱，她还背着孩子奔波千里，两次代国乡进京上访，坚轫不拔地帮助国乡讨还公道。这对苦命夫妻，一个是铁骨铮铮的硬汉，一个是忠贞不渝的女子。香港凤凰卫视去年以《六十年婚恋》为题的DVD纪录片中还专门描叙了他们盛衰荣辱的家庭故事。这一对纯正朴实的河南夫妻，终于苦尽甘来，桑榆之年能过上无忧无愁的生活了!
　　国乡为笃信一条经济学定律而蒙难的故事，使我联想起中外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为追求真理而牺牲的往事。人类为阐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真理也有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需要科学的思维。它们，尤其是社会科学，不得不直面窳败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狰狞的意识形态。社会科学与神学、玄学更加格格不入，是二者的对立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展开社会科学研究的底线。意识形态不属于社会科学，因为它的极终目标不在于科学。而不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它们可以被怀疑、诘难、批判甚至被否定，但它们最终仍然是真理。而意识形态多半是一种信仰，它是不能被怀疑、诘难、批判和否定的。想通了这些道理，对国乡蒙难的根源也就可以弄明白了!
　　不是多少人在求解当代中国人当中为什么出不了大师吗?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求得不同的答案，但就社会科学而言，最最起码的要求是，分清楚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如果以研究社会科学为宗旨的个人、群体或机构最终要服膺意识形态部门的指挥棒，它显然离科学就遥远了。它还能出“大师”吗?
　　由此我希望国乡在本书中阐发的观点和结论能经受得住被怀疑、被诘难、被批判甚至被否定，因为他早早就领教了苏俄式意识形态的钢鞭，有能力划清楚科学与神学、玄学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