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正在引人瞩目之时，恰逢美国深陷金融危机之中。全世界都在思考，这是否是世界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开始？中国在已经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后该如何走向可持续发展？
    上帝之所以对人类的思考发笑是因为思考的结果往往是未果的，甚至是又回到了思考的起点。但是思维的乐趣往往并不在于结果，而是过程。《哈佛看中国》就正是这场中国与美国之间发生的，关于后现代化中国如何发展的思维交流。
    哈佛之对于中国，显然已经成为标志，既是美国主流文化的标志，也是学术神圣殿堂的标志。能走进这神圣殿堂，并与顶级学者进行交流的，自然也非凡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冠梓教授经过精心策划，用时一年，直接或间接与哈佛大学48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进行访谈，并编撰成册，形成70万字的书卷。这期间的工作之苦，也只有自己体会。我们很多人，往往不缺天才的头脑和激情，最缺的恰是天才的意志。正是这种不怕辛苦也要追求完美的意志成就了《哈佛看中国》的成功。她不仅思想丰盛，而且文字优美，想必会成为国人桌头案几的必备之书。

    一、《哈佛看中国》的三大亮点

    首先，《哈佛看中国》云集了哈佛顶级的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题在美国有很高的地位，本书云集了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一流的学者，如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前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原经济系主任德怀特?珀金斯、原副国务卿理查?库珀，研究中国法律的现法学院副院长安守廉、研究中国历史的现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柯伟林、研究中国政治和公共政策的现肯尼迪亚洲中心主任托尼?赛奇，研究新儒学的哈佛燕京研究学社社长杜维明等，多不胜举。他们除了一直从事中国问题研究之外，大多都多次来到中国，亲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巨变，并且现在与中国政府或高校科研单位保持着紧密的学术交流与项目合作。这些位于学术制高点的学者对中国全方位的了解与研究超乎我们的想象，他们的见解不仅引导着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可能也影响着世界和许多国家和政府对中国的政策。
    其次，《哈佛看中国》的观点保持了访谈时的“原生态”。《哈佛看中国》既有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法治、社会等取得成绩的肯定，也有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与主流观点不尽一致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哈佛看中国》的编者保留了访谈记录的客观与真实性，交由读者见仁见智。
    第三，《哈佛看中国》既有思维的深度，又行文流畅，可读性强。《哈佛看中国》的文笔显然是经过编者的精雕细琢，少有近年来通行的翻译的生硬痕迹或者夹杂很多专业术语的印记。这种可读性很强的“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的书卷相信一定会使人赏心悦目。

    二、《哈佛看中国》的结构与内容

    《哈佛看中国》全书共分三卷，分别是上卷“政治与历史卷”，中卷“经济与社会卷”，下卷“文化与学术卷”。“政治与历史卷”内容涉及政治变革、体制改革、法律、外交、历史等领域。“经济与社会卷”内容涉及经济发展、金融改革、可持续发展、卫生保健与社会价值等问题。“文化与学术卷”内容涉及文化、文学、考古、学术研究等领域。

    1、独立思考的政治与历史
    “政治与历史卷”展现给我们的是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法律、外交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和未来改革进行的独立思考。这种独立的思考更多的是以强调问题的相同性和承认认识的差异为基础的。  
    研究中国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托尼?赛奇教授认为，中国在政治上的改革是多方面的，而且效果显著，但是更多的是行政层面和程序上的改革，目的是解决政府效能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他认为这不是政治体制改革。腐败、征地、公司治理等，这些是中国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而这属于政府治理层面。这样，如何在一党执政情形下简建成一个透明、可问责的政府就成为必须回答的问题。当然，他不认为中国的政治形态和政治制度应该与欧洲或美国趋同。
    裴宜理也认为，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很多变化，主要表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国际化、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但是中国政治领域或许是变化最小的领域。对于中西方对权力观念的差异，裴宜理认为，在西方对于权利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很多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是人是有基本权利的，既公民权、政治权、社会权。
    对于制度的变革，文革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认为，改变一个制度带来的问题可能比这个制度本身带来的问题还要大，作为“精英政治”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中国应该制度化领导人的选择。
    对于中国的法制化进程，安守廉认为中国的法治化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但是中国的情况太复杂，中国不光有北京、上海的五星级酒店，还有西部贫穷或后地区。因此在中国进行法制建设不容易。柯恩则围绕他所亲历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围绕他所见证的中国法律从无到有、再到现在的蓬勃发展之势，围绕他所研究的逐步完善的中国司法改革展开。对他们的访谈使编者相信，那种以研究中国法律为理想，为中国法治进程而不懈努力的精神必将在中美法学界不断延伸。

    2、转型中的经济与社会
    “经济与社会卷”更多的是思考中国经济崛起后面临的各种转型问题，包括经济体制的转型，金融体制的转型与社会的转型，医疗保健体制的转型。其突出特点是他们普遍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高度认可，对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地域发展不平衡也非常认同，但是对于经济崛起后出现的很多问题，比如如何平衡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发展问题、如何应对经济高速发展后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显然需要进一步深化与细化改革。
    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博怀特?珀金斯认为，中国已经成功的融入世界，非常有效的利用外贸推动了国家的总体改革，中国将成为未来各种国际谈判的一分子。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头戏将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它将从根本上改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在这点上，她的观点与我国众多学者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著名经济学教授理查德?库珀则对中国的人民币汇率、资本项目管制等经济比较敏感领域发表言论，认为中国国内政策受到外国更加详细的审查，这是中国成功的代价。人们细致的观察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不表明反对中国，只是表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被认为对世界其他地方有重要影响。非常好的表达了西方国家渴望认识中国，细致观察中国的愿望。
    对于中国人民币汇率一直颇有研究的杰弗里?弗兰克尔教授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它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汇率制度，“非公平性操作汇率”等词汇是极不恰当的。但他坚持认为增加汇率灵活性从长远来看，是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这其实已经体现出作为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以及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宽容与理解。

    3、多元构建与回归主流的文化与学术
    《文化与学术卷》探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研究状况，以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考古与历史的关系。访谈更多的体现了对中国文化在对西方文化经历了80年初期的“强烈渴求”逐渐向逐渐向中国主流文化的理性回归。
    杜维明认为中国接受外来文化固然有多种因素影响，但是，粗暴的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则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也必然是肤浅的。西方知识分子对东亚文明的了解远远不如我们对他们文明的了解，所以，杜维明提倡“文明的对话”，而不是“文明的冲突”。
    林同奇教授在《中国思想与文化的新动向》中认为，人类追逐富强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人的精神道德受到蚕食。在这种情形下，就需要文化的东西来平衡一下物质的发展。同时他强调在宣传民族文化时要掌握适度的原则，提倡用文化多元主义来冲淡文化民族主义中的沙文主义倾向。对中国的文化重塑提供了有益的见解。
    《哈佛看中国》三卷书尽管内容庞杂，涉及领域众多，研究层次不一，既有对宏观问题的把握，也有对微观问题的关注，但是核心内容确是一致的，既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成就的评价和未来发展的思考。这种思考是建立在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基础上的思考，因此更独立、更客观、更深刻，也更容易获得我们的认同。

    三、友善的学者与非友善的智库

    《哈佛看中国》是一场思想者的盛宴，笔者虽竭力摘出思想中最精华的闪光点，无奈群星闪耀，也只能是挂一漏万。在这“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宏篇巨著中，寄望于读者自己细细玩味每位大师的思想。
    《哈佛看中国》为推动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先河，它所提倡的站立在对方的角度思考对方问题的方式也必将成为今后思想文化交流的主导模式。正如傅高义所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解是各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因此消除这些误解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哈佛的友善学者已经更多站在中国立场思考中国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所应做的应该是更多的消除误解，而不是继续将误解加深。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在美国也依然有一些所谓的“智库”，其言论总是与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相左，处处体现“冷战思维”。比如兰德公司曾经在2005年的报告中认为中国已经比日本更加开放，但是他们认为“对我们来说，最好的结果是中国像日本一样富有，在某些领域成功，在某些领域失败”。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警醒，也正如编者所言，“我们需要擦亮自己的眼睛，调动自己的大脑，努力减少一些无知，减少一些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