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和合约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张五常先生数十年来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自己的言路来引导国内学术界甚至政策制定者的思潮。用新制度经济学和合约经济学的框架来分析全球历史上可能最重大的一次制度变革，的确是一件令人激动不已的事情。
    张五常先生的这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令人激赏和震撼的作品之一。它用语平实、没有模型，但是思想方面的原创性以及观察力的敏锐均是一流的。它展现了一位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风采，也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提供了标杆，令学者们警醒和汗颜。中国经济学研究与世界一流水平的最大差距，或许并不在工具方面的差别，可能依然在于经济学方面的思维与直觉方面。
    简言之，《中国的经济制度》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在过去30年来为什么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其一，用市场价值来取代等级制度作为限制竞争的合约安排，降低了资源的阻值耗散；其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不损害中国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事实上清楚厘定了农民的私有产权（长时期的使用权并可以交换），从而极大促进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其三，中央政府、省、市、县、镇、村、户这七个等级之间通过一系列从上至下的承包责任合约而连接起来，但这种连接只有纵向的，没有横向的，从而创造了横向组织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县级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从1990年代的通胀、通缩与外部危机下的重重危险之中走出来的关键；其四，通过增值税的中央与地方划分，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建立了分成合约；县级政府利用自己分配土地的权利，又与企业之间建立了分成合约。为了实施分成收入的最大化，县级政府不但会挑选企业，而且会为企业提供最好的服务。高强度竞争下县域经济的活力是中国经济得以高增长的关键；最后，中国经济能够渡过很多难关，关键在于中国的合约安排具有很强的弹性，不论是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合约，还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约，还是企业与劳动力之间的合约。而《新劳动法》的实施无疑使得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合约突然变得僵化。这可能扼杀中国经济的活力。
    当然，张五常先生认为人民币不应该升值的观点和我个人持有的观点相左。但是他的看法也不无道理。他并不否认产业结构升级对于中国很重要。但是他认为提高农民的收入要比产业结构升级更为重要。通过维持出口行业的低价格将更多的农民转移到城市，以人均收入的提高来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他反对当前人民币升值的主要论据，这一看法的确值得我们更深入的思考。

（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