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的每一次“出场”总是争议四起、是非不断。然而错不在那些“千夫指”，用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的话来说，“很多人不喜欢张五常的个性，是因为他有个缺点不谦虚”。这话不对，张五常不是不谦虚，而是太骄傲，太狂妄。他的眼里除了科斯、阿尔钦等寥寥几位大师外，就目中无人、庞若无物了。例如，他说“海归博士没有上过经济学的第一节课”，说国内很多经济学家不过是“经济学气功师”、“西方经济学低劣搬运工人”，说“因不满于某些学霸的横行霸道，他要危言耸听、以惊麻木”，又说“做学问只是为了过瘾，过完瘾的素材，便不愿再涉足了”，还说自己“百无禁忌，不滞于物，自我陶醉，于传统和世俗有所不合”。总之，狂傲不羁、直言无忌是外界对他的口耳相传，也是他乐得接受的评价。
    尽管如此，你却不得不佩服张五常，包括他的智力超群、他的精力充沛和他的多才多艺。当年（1966年），张五常拿着11页的提纲，在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汇报他的论文《佃农理论》，立刻惊动了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的所有教授。这篇论文推翻了200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在此问题上的传统认识，也从此奠定了他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地位。又如，他是经济学领域最勤快、大概也是最合适的“经济学传教士”，他笔下的世界千奇百怪、精彩纷呈，从邓丽君、中国大酒店到铁饭碗与国企职工，从养鳟鱼、除夕夜香港街头卖金橘到两岸三地的关系、大陆的体制改革……在几百万字散文的密集显微下，一个百废待兴、锐意改革的国家形象全方位地进入他的视野，而经济学两百多年的知识脉络和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及思想）也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后来，当这些评论文章结集为《卖桔者言》和《中国的前途》等书籍时，它们启迪了当时知识界乃至决策层的产权观念，一场观念革命行将引爆。另外，张五常天马行空、语出惊人的思维方式与他爱好广泛、交友甚广不无关系。他曾兴致勃勃地跟容国团对打乒乓，跟徐道光下过象棋，跟舒巷城谈诗论词，也跟欧阳拔英学习书法。特别是张五常喜欢到街头巷尾跑的习惯又常招致非议，被认为是不学无术、不知所谓，对此，他的回答是，“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不多到那里观察算不上是科学。”
    虽然张五常有意或无意地给人以自命不凡、洋洋得意的感觉，但不可否认他在契约理论、信息经济学和产权分析理论上做出的开创性贡献。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华人，他能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思想体系中占得一席之地，毕竟难能可贵。不过话说回来，张五常用的即便是西方经济学的那套，但最关切的问题却自始自终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最早发表于1981年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开始，过去近30年来，张五常持续不断地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给出自己的见地，开出自己的药方。
    就像他最近的作品，也是被他称为“学术封笔之作”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在该书中，张五常试图对他曾说过的那句“200年来最好的中国即是现在”（也有一种说法是，“有沙石，但拨去沙石，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给出正式、系统化的“经济学解释”。换句话说，就是要“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在过去30年来为什么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不同以往的是，这一次张五常决定放弃自己多年来用惯了的产权分析，转用以合约约束竞争的方法路径。该理论认为：资源使用的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必然会带来租值的消散，从而导致人类的灭绝。约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权利结构，而权利结构则界定了经济制度的本质。
    在书中，张五常就是根据这个“权利转换”的角度提出了对中国30年经济改革的“总结陈词”。他指出，第一，用市场价值来取代等级制度作为限制竞争的合约安排，降低了资源的租值耗散；第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不损害中国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事实上清楚厘定了农民的私有产权（长时期的使用权并可以交换），从而极大促进了中国农业的发展；第三，中央政府、省、市、县、镇、村、户这七个等级之间通过一系列从上至下的承包责任合约而连接起来，但这种连接只有纵向的，没有横向的，从而创造了横向组织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县级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从1990年代的通胀、通缩与外部危机下的重重危险之中走出来的关键；第四，通过增值税的中央与地方划分，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建立了分成合约；县级政府利用自己分配土地的权利，又与企业之间建立了分成合约。为了实施分成收入的最大化，县级政府不但会挑选企业，而且会为企业提供最好的服务。高强度竞争下县域经济的活力是中国经济得以高增长的关键；最后，中国经济能够渡过很多难关，关键在于中国的合约安排具有很强的弹性，不论是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合约，还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约，还是企业与劳动力之间的合约。而《新劳动法》的实施无疑使得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合约突然变得僵化。这可能扼杀中国经济的活力。
    张五常说，他写《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应付”当年科斯搞的一个中国经济改革的研讨会议，“文章只写给科斯一个人读”，另一方面是为了解释中国这些年究竟做了什么，对的是什么，不对的又是什么，经济上的奇迹是否能延续，以及该如何延续。不难发现，张五常在一如既往地表现了其“张狂”的同时，也体现了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经济学人该有的责任。尽管很多人对张五常是否是个合适的“看诊大夫”心存疑虑，认为他只是个身居香港的旁观者，没有一手数据和调查，难以对症下药，而且年纪大了，有些“老糊涂”了，然而，当张五常能以举重若轻、微言大义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创新之举在于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贯彻到底，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合约关系，并认为“中央与地方实质上合约化的财政结构，导致了省际间的经济竞争，从而极大提高了效率和国家总体经济绩效。这尤为重要，它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时，应该没有人敢轻易地否定张五常的洞察力和思考力。
    对事不对人，无论如何，《中国的经济制度》都是一本不容错过的好书。它行文平实、但蕴意无限；看似简单，却深刻深远。难怪蒙代尔在看到这本书时给予的评价是，“这是30年来分析中国经济最具洞察力与魅力的论著。”虽然张五常和蒙代尔有过几面之缘、也算朋友一场，但这绝非熟人间的相互吹捧——张五常也不吃这套。就像曾经被张五常批评的“不过如此”的杨小凯也说，“我是真的很佩服他……我非常惊讶，在西方制度下，这种特立独行的中国人，居然有机会脱颖而出，为世界经济思想史做出突出的贡献。这种事是再难出现的了”。就这个意义而言，你应该看看张五常，读读《中国的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