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了贷找死，不放就等死”，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定时期这一特殊的金融现象，长期以来困扰着许多基层银行涉农业务的开展。但中国农业银行公安县支行在商业化经营中“转型”不“转向”，靠服务“三农”连续7年多时间存贷两旺，无一笔不良贷款，为破解“农村信贷风险大、效益差”的难题进行了有效探索。

解脱：为了更好地服务

　　公安县地处江汉平原，是国家重要的粮、棉、油生产基地，典型的农业大县。进入2000年时，全县国企和集体企业95%关停破产或改制，以农村产业化为依托的民营经济开始崛起。在这样的背景下，县农行对支农放贷方向作了战略性调整，即重点抓农村经济的产前和产后两个环节服务，以两头带中间，进而从过去直接面对千家万户的服务模式中解脱出来。
　　据统计，公安县有棉花收购加工企业140多家。其中，加入棉花协会的有60家，连接棉农达13万户。会长喻昌盛说，协会中，有40余家企业享有农行贷款，在农民交售棉花时，敞开收购，随到随收。货款两清的优质服务，为竞争中的公安棉花收购市场树立了标杆，迫使收购商家家讲究服务质量，从而普惠了棉农。
　　在采访中几位棉农说，谁家服务好，棉花就给谁，再也没有从前大收购站(国家专营采购站)压级、压价和打白条的现象了。

不良贷款：七年零纪录

　　过去，农民借贷，笔数多，每笔发生额少，甚至只有几元钱，各种借贷单据，一个乡镇的就可以装一大麻袋。支农效果差，贷出难收回，包括农行在内的基层金融机构实际上承担了财政和民政的职能，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
　　据农行湖北省分行统计，该行在专业银行的14年留下了大量涉农包袱，亏损累计达100多亿元，发放涉农贷款形成的不良贷款占了经营总量的60%左右，其中80%以上集中在农业大县。如今，湖北农行还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县支行基本不做个人农户业务。
　　公安农行在2000年以前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良贷款占比高达82%，累计有4.1亿元贷款收不回来，亏损额2200万元。但自这一年实施战略调整起，至今年6月止，支行的存款余额由4.76亿元增加到23.71亿元，贷款余额由3383万元增加到3.85亿元，累计发放贷款19.7亿元，所有贷款本息均按期收回，没有一笔不良贷款发生，去年一年的经营利润就达2000余万元。
　　7年多来，公安农行发放的贷款涉农部分已达17.23亿元，占全部贷款的87.46%。县农行行长叶洪波对此分析说，产中这个环节由于风险较高，再加上基层银行没有网点优势，一时难以形成规模，我们起初选择了回避。相比之下，产前、产后的市场面大、周期较短，银行面对的是经营大户，放贷重点为成长中的民营经济，资金流动相对封闭运作，风险较小。以市场化方式配置资源，产业链中各个环节风险自担，效果就大不一样了。

包赔：“包”出一片新天地

　　6月18日，公安县久兴水产品专业合作社以郝家湖1800亩水面30年经营权和1万多株树的林权作抵押，向县农行贷了120万元。股东之一的陈崇久说，过去几年我们都是用商铺抵押贷款，抵押额度小，贷款额度都不大，现在农行放宽了抵押政策，我们就有充足的资金做大产业了。
　　公安农行以显著的经营业绩，今年5月获农总行批准，试行增加服务“三农”信贷担保方式。这是试行新办法后发放最新一笔大额贷款，在严格管理下，业务路子也越走越宽了。
　　据调查，公安农行在发放个人生产经营性贷款上(下称个贷)，之所以路子越走越宽，越走越好，关键是创造性地实行了“五包”责任制，即“包放、包管、包收、包赔、包利”，有效解决了个贷业务风险最难防范的难题。公安农行发放的个贷占全部贷款的65%以上，这种发放给从事合法经营的个人、非法人资格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贷款，每年有近千笔，平均每笔约30万元，最高的为500万元，最少的5万元。
　　“五包”责任制，集中了主要责任人的责任，核心在“包赔”。以贷款提议人为第一责任人，写出书面承诺，对贷款收回终身负责。贷款逾期，第一责任人立即停职停薪收贷，逾期后一定时间内不能收回或发生损失，由第一责任人无条件赔偿。实行这一制度后，即使是离行人员，也按期收回了贷款本息。
　　有了“五包”后，公安农行没有一包了之，还采取了一系列组合措施，确保有效避险和化险：每一笔贷款，都要经包括支行领导在内的9人贷审委员会审查，贷款收不回时，委员会成员也要接受处罚；每一个贷款户，都按经营业绩、资产存量等准入要求，进行严格审查。按规定，个贷都要实行抵押或质押，县支行将大的放贷额设置在贷款户赔偿能力的50%以下；对贷款户的赔偿能力，进行现场调查，资金流量适时动态监控，一旦出现风险预警，立即采取避险措施。虽然前后有13名第一责任人出现过贷款预警，但都及时得到了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