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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节不买肉，炒菜少放油。”城市低收入群体当前正深受涨价之痛。然而，“在家种地不如外出打工”，农产品价格居高，农民养猪种粮积极性仍然不高。
“这种令人费解的反差背后，隐藏着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行长李明昌说，“在防止物价过快上涨的同时，政府应抓住时机将其转化为促进收入分配格局改变的动力。”
一个低保家庭的“涨价后”生活
由于物价持续上涨，部分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生活受到影响，这成了部分代表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西部某城市市民张兴忠，51岁，属二级残疾，赋闲在家；爱人李小英，39岁，在一家报社负责送报；19岁的女儿即将高中毕业。308元的低保金，加上李小英600元的工资，总计908元是这个家庭每个月的全部收入。
涨价前，张忠兴家除维持基本生活外，每月能存下一两百元。物价上涨后，在每周吃肉次数由两次调整为一次后，全家月基本生活支出仍比原来增加138元。再加上水电气费、自行车停车费等13项必须支出，每月支出需900多元，已经很难再存下钱了。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易敏利说，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就凸显出来，社会贫富分化极易被放大，那些中低收入群体可能因此产生恐慌心理和失衡心态，将物价上涨这一经济事件解读为“社会不公”。
一个村会计的11年价格清单
那么，物价上涨对农民增收作用有多大呢？两会期间，记者连线了四川绵竹市农民饶世云，他连续11年记录了稻谷、小麦的收购价格，具体清单如下(每两年一列。单位：公斤)：
1997年，稻谷1.44元，小麦1.36元；
1999年，稻谷1.14元，小麦1.32元；
2001年，稻谷1.04元，小麦0.96元；
2003年，稻谷1.06元，小麦1.04元；
2005年，稻谷1.44元，小麦1.36元；
2007年，稻谷1.56元，小麦1.50元。
11年时间，每公斤稻谷、小麦价格分别上涨了0.12元和0.14元。与此同时，柴油、化肥、种子、农药等农资价格大幅上涨。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广安市市长王建军说，尽管目前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但从多年发展来看，这只是一种恢复性上涨，是对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的合理补偿。在此过程中，农民收入虽然有所增加，但总体来讲幅度不大。与外出务工的收入相比，这种价格上涨对农民缺乏吸引力，农民种粮养猪的积极性依然不高。
“反差现象”推动收入分配改革
部分代表分析说，物价上涨对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影响巨大，却对农民种植养殖积极性促动不大，这种“反差现象”说明这两个群体在收入分配体系中长期处于劣势位置，共同构成收入分配中的低收入极。
据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从0.29左右扩大到0.47，我国贫富差距问题越来越突出。
另一方面，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也出现失衡。李明昌说，在国民总收入的“盘子”中，政府部门和企业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尤其是企业快速上升，而居民部分却持续下降。2004年，政府、企业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分别比1992年上升1.1个和10.1个百分点，而居民却下降了11.6个百分点，比重首次降到60%以下。
由于企业最终属于投资部门，居民是最终消费部门，这种“反差格局”导致了“投资强、消费弱”的现象，企业投资转换成的产能需要通过出口释放，进而造成国际收支失衡。为对冲过多贸易顺差，大量人民币流入市场，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
李明昌认为，要稳定物价，除考虑国际价格推动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外，还要平衡国际收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消费的贡献率。要实现这一目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根本所在。
物价波动可成收入分配改革动力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代表们认为，如果能处理好当前物价上涨问题，反而可以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动力。
代表们注意到，中央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入手解决物价问题的思路，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时，就指出“要及时完善和落实对低收入群众的补助办法，特别要增加对生活困难群众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补贴，确保他们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峨嵋山管委会党委书记马元祝说，温总理为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列出了具体“菜单”，包括为农民、企业职工、企业退休人员等人群提高工资和退休金水平，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适当提高扶贫标准等。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多渠道为多群体提供增收途径，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经济发展成果，稳定居民消费预期，不但能解决短期物价问题，还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长远转变。”易敏利说。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工商业联合会会长黄荣建议，政府应该通过积极扩大就业、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比例等手段，优化分配格局。同时，加大国家公共财政对文化、教育、交通、医疗和社会保障事业等公共服务产品的投入。
李明昌认为，在税收不变的情况下，还可以考虑收回央企高额垄断利润、提高企业资源税等办法降低企业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