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位农民工代表成了本次两会上媒体们最为关注的采访目标——朱雪芹、胡小燕、康厚明，分别来自上海、广东和重庆。当他们走进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会场时，他们推开了一扇标志之门，一扇标志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之门。
一年前，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关于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中说，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应高于上一届；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
这是回应现实与时代发展的选择——这个我国产业工人主力军的近两亿之众的群体，这个随着城市化进程还将不断壮大的群体，一直少有人大代表。因为他们长年游走于城乡之间，其政治权利既难以在原籍行使，也无法在实际居住的城市行使。这对人民代表大会本应具有的广泛性、代表性而言，是不小的缺憾。
今天，没人能忽视农民工的价值。从暂住证、务工证、就业证到医保卡、工会会员证、选民证，对农民工的歧视性规定逐渐消除，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平待遇和发展机遇，享受的权利从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递进。
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是时代的必然。
在既是农民工输出大市又是农民工就业大市的重庆，2007年11月4日迎来首个“重庆农民工日”，开全国省级先河；在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浙江义乌，2002年打工妹朱林飞就以高票当选该市第一名农民工人大代表。为什么是义乌？为什么是重庆？因为两地都是农民工集中之地。农民工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所以，农民工代表走进全国人大会堂，并不是谁的主观意志，不是人为的勉强。
当然，“登堂入室”仅是第一步。我们相信，“农民工代表流动性大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工代表如何履行好职责”等，都将在实践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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