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中国的国际责任应当从这个角色定位出发来认定。”
　　自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用“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来定位中美关系后，“中国责任论”在国际舞台上悄然兴起，并逐渐取代“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成为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主流话语。此后在多种国际场合，要求中国承担“责任”的声音频繁响起。面对这样的声音，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刘建飞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的专访时这样指出。
　　他表示，“责任论”对正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来说，是挑战还是机遇？取决于中国如何把握和应对。中国现在的综合实力仍然不够强大，国计民生也还有诸多严峻问题尚待解决，在这种条件下既要维护好本国利益，同时尽自己的国际责任，需要战略筹划。
　　刘建飞指出，“中国责任论”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复杂的国际背景。它既与中国快速发展、实力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寄望中国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有关，又与中国提出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有关。对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国际社会寄望我们能够多承担一点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情理之中的事。
　　刘建飞也提醒说，不同的国家和国际力量，在喊“中国责任论”时，目的是不一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快速成长，是欢迎、高兴，并希望中国能够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上多发挥作用；而对西方大国来说，喊出“中国责任论”则有双重意味：一方面是面对中国崛起这个现实，它们试图重构同中国的关系，将中国从它们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外拉进体系之内，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它们共同维护现存国际秩序；另一方面是面对“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越来越没有市场这个现实，试图找出一个新的话语来塑造、影响中国，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想“忽悠”“捧杀”中国。
　　就美国来说，提出“中国责任论”有深刻的战略内涵。在美国看来，目前的中国已经“融”进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但是并未完全“合”。中国还是一个“处在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一个深层次寓意就是，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利益攸关方”，真正地负起责任，就应当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政治体制上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看齐，实现彻底的“转型”。实质上，美国在强调“中国责任”时，是单向的，即中国对美国负有责任，却不提美国的责任。
　　欧盟在新出台的第六个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扩大的责任》中也特别强调中国的“责任”。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讲中国的责任时是将双方放到一起来说，强调双方作为伙伴负有对等的责任。不过，作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两个政治实体来说，强调对等的责任，对实力较弱的一方来说，肯定会造成巨大的压力。
　　对于“中国责任论”，刘建飞表示，如果中国置若罔闻，则有可能让众多发展中国家失望，也让西方大国更加怀疑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和崛起，同时让国际反华势力抓到一个攻击中国的新把柄，如此，中国在国际上可能会受孤立，外部环境将大大恶化；但如果中国像国际社会所寄望的那样承担国际责任，很有可能造成超负荷运转，最终和平发展受阻，崛起受挫。
　　那么，中国究竟应当和能够承担多大的国际责任？对于这个问题，刘建飞表示要从两点考虑，首先，要认识中国的实力以及与实力相关的国际地位。就目前的实力来看，中国只能算是一个地区大国。当然，中国的幅员、人口、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等因素又使得中国具有一定的世界影响力。所以，中国又不是普通的地区大国，而是一个具有一定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如果将中国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综合实力结合到一起来定位中国的角色，比较恰当的表述应当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中国的国际责任就应当从这个角色定位出发来认定。
　　从这个定位出发，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中国应该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作为地区大国，中国需要为亚洲的和平、稳定、繁荣而努力；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国需要为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贡献力量。
　　从中国的根本利益和实力出发，中国要承担国际责任，首先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国际责任主要不是体现在物质层面，而是在精神层面。或者说，在国际责任上，中国主要不是奉献硬实力，而是软实力。中国提出的许多主张和理念是符合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将越来越大。
　　其次，中国要成为一个负责的大国，只能是对整个世界负责。但中国不是作为西方大国的挑战者去承担国际责任，而是同西方大国协调，实现在国际舞台上的互利、互补、共赢。只有这样，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才有利于建设和谐世界，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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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政策演说。这一演讲被认为是美国对华态度发生明显变化的分水岭，由“中国威胁论”转向“中国责任论”。
　　“中国责任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来自广大发展中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从自身利益和需要出发，在政治上普遍期望中国能够成为制衡国际强权的中坚力量，在经济上希望从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多多受益，并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部分最不发达国家希望中国成倍扩大援助规模。另一种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遵循它们制定的游戏规则，避免损害其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同时帮助它们维护现行的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