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只有市场没有政府，或者只有政府没有市场。前者这种理论抽象，实际上社会尚无具体的例子。后者只有政府没有市场的组合，历史上曾经有过，就是苏联，以及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类似这样一种形式。我不再分析这种形式的弊端了。实际上也是一种难以可持续的治理能力，因此，我们就要改革，改革它的常态就是要既有政府又有市场的组合，在这个组合中还有一个谁来发挥主导作用的问题。
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在资源配置中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这就是说特别是从国家角度来说，特别是怎么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有效的国家治理就是政府做好政府擅长的事情，认识到我们不能做什么，这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精髓，同时还要说我们应该做什么和我们必须要做什么，这也是精髓的另外一部分。中共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通过压缩和规范公权力还私权以公民和企业，市场领域中实行法无禁止即可为，四中全会部署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这就是基本的原则。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改革涉及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去年通过了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明确了财税改革的总体路径与年度的具体安排，下一步就是落实，市场更多的是横向的制度安排，内在要求这是市场的统一，必须打破区域的封锁，在去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强调区域政策的一个要点是统一国内大市场，这既是区域政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是盛行行政性的竞争各地纷纷的出台各种优惠政策，你的优惠多我比你优惠还多，形成了许多的政策洼地，不仅影响了宏观经济调控效果，造成公共利益的损失，还可能违反我国对外的承诺，引发国际贸易冲突，需要清理和规范，同时我们要考虑到经济下行压力。再继续实施路径上，我们会区分不同的情况，分类加以处理，并把握好节奏和火候。在促进统一市场行政的同时，保障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对要素流动及市场统一不支持，比如基础养老保险，要通过改革清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财政的作为还在于提供更多的基础性公共产品校正对市场的扭曲，防范系统性风险，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等。这里面就有一个财政如何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分配功能责任以及分配支出责任，这在去年我已经讲过了。今天我主要想讲一下预算制度和社会保险。
全面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是保证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制度安排，它提供了一个人民向政府表达偏好，并建立监督和制约政府行为的最佳指导，并确保政府行为与决策真正对广大民众和纳税人负责。当前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我刚才讲到了美国的进步时代，美国进步时代在之前实际上政府只是向民众有一份报帐单，大概100年前的进步时代才建立了公开的预算制度。这对美国的国家治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当前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我们要做的是学习其他国家经验，既要公开又不要过渡的技术化，让人民看得懂。而且今年1月1号开始实行新的《预算法》，老的做法和新《预算法》之间还有过渡的安排，这些过渡的安排必须处理好，不处理好也会造成当前的一些系统性风险，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另外我今天还想跟大家多一点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因为既然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也就是说它涉及到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而且社会保险对财政的可持续会有巨大的影响，我们必须考虑长远。首先有一点社会保险是保险的属性，现在往往大家认为社会保险是公共财政属性，这点是要强调的，必须坚持精算平衡。社会保险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政策设计要综合考虑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流动代际可持续等情况，需要往后想5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要调动当代人的积极性，强化个人责任，要建立一个自身能够精算平衡的制度，不能把缺口完全留给公共财政，实际上是留给其他纳税人，否则不仅不公平，也带来公共财政不可持续和国家治理的危机。
另一种实际情况，也就是我们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比较晚，是1997年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在此之前企业和职工并没有养老保险交费，这些职工进入新的养老保险体系，是作为视同他交过费来对待的，从而造成了后代人必须提高缴费率，来补充老人未交费造成的缺口，这样做当然不能说完全的不公平，但能不能提出或找到更为公平的办法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划拨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以及适时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我是这样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