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展望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钓鱼台举行。
以下是论坛实录：
主题：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展望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谢谢大家前来会议，我们有很多热点的问题，无论是关于中国改革或者是世界形势，所以今天有很紧张的日程需要讨论，要尽快开始，请各位尽快找到自己座位坐下！
我想先说几句，然后让隆主任来主持，首先欢迎大家到这儿来参加今天的峰会，到这样一个新的会场，我也想向大家表示抱歉，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场地，管理和安排可能有点混乱。但是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新的会场，一些分组会场不在这个楼里面，还在别的楼里。所以结束之后大家还要走到那边去，所以大家看一下具体的日程。
由于新大楼的房间不够，所以有三个分会场需要在外面去开，大家根据情况找到会议日程的安排。一二会议室在三楼，其他的是在17号楼、10号楼和俱乐部这些地方。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的日程，希望一切都进行得顺利，下面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主任隆国强先生来主持。
隆国强：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今天我们这是第一场分会，这场分会的主题是讨论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咱们看到外面是阳光明媚，但是世界经济好像还有一点雾霾。
从去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发达经济体经济有所复苏，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一些在前期表现还不错的新兴经济体出现了资金的外流、通货膨胀、经济速度回落等等。大家一直在思考很多问题，像这样的“翘翘板”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知道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是越来越深了，但是现在是在前些年发达经济体不太好，新兴经济体相对比较好。从去年开始发达经济体好了，新兴经济体又差了一点。发达经济体的复苏是可持续的吗？发展中经济体的回落到底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在世界经济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深刻变化？这都是需要我们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这一节我们有六位杰出的演讲人，分别是：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先生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先生，美国芝加哥大学奥斯坦·古斯比教授，德国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于尔根·费琛先生，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先生，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先生。现在有请朱部长
朱光耀：谢谢主席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非常高兴有机会向大家报告中方对2014年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看法。主持人给我十分钟。
中方对2014年世界经济和金融形势的看法，我想总体概括最权威的表示，就是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指出的，2014年中国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十分复杂，充满了不确定性。
2014年第一季度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态势，充分证明了习近平主席的判断，2014年全球经济和金融确实充满了不确定性，我想以下六个方面会证明这种不确定性。
第一，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货币政策走向。3月20号美联储宣布最关键的调整，就是对预期的调整。实际上美联储做了三点政策生命，第一点要继续实施量化宽松的退出政策，现在还有550亿美元的规模没有退出，其中300亿是美国国债，250亿是有抵押的企业债券。按照目前的进程，我们相信在今年10月份的美联储的会议上，他们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就会完成。
第二，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政策调整，就是6.5的就业目标。美联储以一个更全面的，包括劳动力参与度、劳动力成本等来替代了6.5的绝对目标。直截了当的说就是6.5的就业目标不再作为美国调整联邦基准利率的前瞻性的指引目标，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美联储探索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美联邦基准利率提高利息的可能性，我们非常赞赏美联储主席在新闻会上和记者坦率的沟通，这也是各个参与方的沟通。这种沟通使世界了解美联储的政策走向。一个基准的判断，如果不出大的意外在美联储完全退出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之后的6个月内，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将启动升息的过程，这对美国是有重大的影响，对世界经济也有着重大的影响。一个基本的判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回归常规，并摆脱极低的利率水平，对美国经济而言是一个基本的信心判断，就是复苏进程在巩固，这是利好的消息。
同时我们确实有关注下一步的货币政策的变化，对全球金融市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这是一个不确定性。第二个不确定性，就是欧洲的形势仍然是非常具有挑战性，我们看到了欧洲复苏明显的迹象，也看到了欧洲在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方面取得的重大进步。特别是昨天已经做了政策的宣誓，这些都是欧洲自身努力的结果，但是我们同时也高度的警惕欧洲的结构改革仍然没有到位。失业率水平，特别是一些国家的社会承受能力面临着新的挑战，欧洲在全面复苏的进程中仍然是任重道远。
第三个不确定性，就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大家都知道今年4月1号日本要把消费税的税率从5%提高到8%，这是必须做的。因为日本国债对GDP的比例现在在250%的水平，经济学家们预测，如果日本财政要实现可持续性，消费税税率的水平应该提高到25%至30%，但是对任何国家而言提高税赋都是一个艰巨的挑战。日本为了保证在提高消费税的同时经济不受大的影响，同时实施五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但是我们察看过去历次经济计划，在日本基本上没有一个完整的实施结果，所以日本的财政刺激计划面临着新的挑战。安倍政府的第三支箭结构调整，坦率而言取决于日方与美国关于TPP谈判的进程，特别是日本的农业问题，对日本的政治体制是有很大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美国行政当局不能得到美国国会关于TPP谈判的快速授权，那么我想日方是很难拿最后的底牌做谈判的结论，这是第三个不确定性。第四个不确定性，就是新兴市场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从去年5月份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进程进行研究的开始，确实新兴市场当时出现了巨大的振动。但是我们也看到这几个月来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加大了结构调整的力度，比如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情况有明显的改善，当然这也付出了结构改革的重大代价。同时另一些国家土耳其、南非和俄罗斯，确实在经济结构问题上显示出了比较大的困难，新兴市场国家现在是出现了一种分化的走势。
第五个不确定性，新的地缘政治的挑战，特别是目前乌克兰的局势对乌克兰经济、俄罗斯经济、欧洲经济、全球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MS正在研究对乌克兰的救援，看来至少需要300到350亿美元的援助，乌克兰的金融和经济才能有一个稳定，但是形成决议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而乌克兰在接受救援附加的政策条件方面，也面临着新的重大的考验。现在的地缘政治情况形成了对全球经济的挑战。
以上五个方面是我从主要国别的基础上，在探索这种不确定性。从整个政策层面从三个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就是整体的国际增长的不确定性，不久前G20财长会提出要在现有经济预测的情况下实现全球经济在未来五年增长两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好的态势。但是如何实现，这是不确定性。第二个不确定性，就是全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怎么样布局，在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退出之后，应该是财政政策发挥重要的刺激作用，但是如何实施？第三个不确定性，就是IMF[微博]的权威和有效性，帮助IMF如何实施对乌克兰的救援。因为现在IMF对欧洲的贷款量已经占到全部贷款量的8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IMF如何应付未来全球其他地方可能发生的危机？最后，IMF如何实现治理结构的调整，特别是美国能否按照今年G20财长会议要求的，在4月份IMF春季会议之前批准IMF的改革方案，我们期待着美国的国会能够做出理性的决定，期待着IMF的改革能够真正的实施，但是这只是2010年的方案，未来的方案靠我们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
主持人：接下来有请刘世锦先生。
刘世锦：世界经济影响着中国经济，同时中国经济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的经济，所以这里我想给大家探讨一下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
现在讨论中国经济的走势，首先需要了解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三年以前在分析国际经验的基础之上，我们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10%左右的高速增长以后，将会出现增长的放缓，进入一个中高速的增长阶段。从过去两年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这样增长阶段的转换期，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2013年中国经济能够取得7.7%的增长速度，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
请大家关注这个数字的背后，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具有中长期意义的转折性变化。中国经济通常认为投资为主、工业为主，较多依靠外需的结构。但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2012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开始超过投资，虽然2013年有所反复，但是大的变动趋势已经确定。2013年第三产业的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过去一些年中国的外贸出口增幅经常是保持在20%以上，但是最近两三年已经是相当困难了，目前已经回落到了5%到10%的增长区间。而且这样一个调整，主要不能规因与外需的变化，而是出口竞争力的变化，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在下降。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投入增长速度也在减缓。2012年中国16周岁至60周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这样我们已经看到与过去30多年大不相同的经济增长的结构，就逐步转向以消费、服务业为主，更多的依靠内需，更多的从要素效率提升获取动力，就是这样一种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目前这种增长的走势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从大的背景来看中国经济目前仍处在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这个中高速的底在何处，现在还没有探明，或者说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没有找到，所以我们认为还可能有一个探底的过程。
从已经公布的今年前两个月的统计数据来看，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这一点请大家也不要有过多的忧虑，因为中国经济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我们仍然要努力实现已经确定的7.5%的增长目标。与此同时，我们的眼光应该放的更远一点，力争在今后一两年内能够完成增长阶段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的轨道或者状态。对于稳定的轨道或者状态，我是给出一个概念叫做中高速稳定增长期。当然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含义是中高速增长的底已经探明，比如说7%左右，而且这个速度能够稳得住，能够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比如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在这样一个增长的新常态下应该力争实现“六可”的目标，就是六个可以。具体来讲是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处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这样一个新常态应该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如果我们可以进入这样一个状态的话，就能够比较容易实现2020年中国政府已经确定的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
无论从短期的稳增长还是通过加快转型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认为会遇到三个方面的重要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有效的把控和化解转换过程中的财政金融风险，当前的风险其中在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和影子银行等领域。他们之间相互交织、相互传导形成了一个风险传递的循环。第二个挑战，如何有效提升非贸易部门的效率，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更多的表现在以服务业为主的非贸易部门，我们有一项研究显示与美国、日本、欧美等15国相比，中国的非贸易部门的效率要更低，特别是在那些行政性垄断的非贸易部门，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资源配置扭曲状况尤为突出。如果这些扭曲得不到纠正，中国非贸易部门乃至整个部门的效率提升，如果得到纠正的话这些部门的效率提升还会有很大的空间。
第三个挑战就是如何挑战新的增长领域，并促进多种形式的创新，这些领域既可能是由于潜在需求被发觉而催生的，像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的新增长点。也可能是由于新技术出现而出现的，比如网上购物、光伏发电等等。还可能是应对既有突出问题寻求新的增长模式而引发的，比如说像节能、节水、清洁能源、减排等绿色产业。加快创新是拓展新增长领域更重要的途径，近年来中国已经出现了创新区域资源集中的趋向，促进了部分创新区域和创新城市的发展。随着与全球技术距离的缩短，以往中国作为技术的模仿者、追赶者的角色将逐步改变。而部分领域与先行者并驾齐驱甚至领先的可能性在增加。
要应对上述挑战的关键是深化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了部署，当前的重点是要加以落实，应该以稳增长、促转型来倒逼改革，加快推出针对性强、时效性强的改革措施，或者说是一些快变量改革的措施，对增长和转型起到切实的推动作用。这里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就简单点这么几点。
第一点要分类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建立明确的惩戒机制，在条件具备的城市实行地方发债，规范和重建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和融资能力。最近中国已经出现了若干起金融违约的事件，当务之急是建立起有关当事者切实承担风险和责任，推动改革和重组，又有利于防控全局性风险的违约处理机制。要加快全国不动产信息的联网，明确全面开征房地产水的时间表，增加住房的有效供给，稳定房价预期，并逐步改变地方政府的收入模式。
第二点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加快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在这个领域，放宽准入上面我认为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既要放小，又要放大。具体来说在行政性垄断比较突出的基础产业领域应该放进去一两个大的竞争者，能够产生有效的竞争。比如在铁路改革中间，要拿出几个区域或者几个比较大的项目，让外部投资者包括地方政府和民营投资者去组建新的铁路公司。在电信领域，允许以民营资本为主发起形成大的电讯运营商。在石油领域，在上海自贸区建立国际性的石油交易中心，放宽放开原油和成品油的进口，允许地方炼厂做大做强，同时开放上游勘探市场，包括页岩气的勘探市场。
第三点，以服务业为重点加快对外和对内开放。应该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模式，着力推进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对外开放。与此同时，更要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首先应该允许国内资本进入，尤其对民营资本要打破各种隐性壁垒，形成平等的进入、竞争、使用生产要素的条件。必须吸取一些国家制造业空心化的教训，毫不动摇的发展制造业，重点是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关键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通过竞争形成一批创新型行业的龙头大企业和大量的创新型的中小企业。要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应用之间的相互融合，更好的通过市场竞争和需求导向的办法来配置政府研发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使之更好的在创新发展中起到引导和支撑作用。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刘主任的演讲，接下来请奥斯坦·古斯比教授
奥斯坦·古斯比：感谢邀请我参加发展论坛，很高兴回来。我想就美国经济谈三点，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也谈三点。第一点，从美联储这块来讲，在过去的三年半里面大部分的一些私人预测家都认为美联储对于美国经济的预测是错误的，所以他们每一年预测下一年可能会恢复、会达到正常的水平，会达到3%的增长。但是每一年看到现实是不到2%，或者是2%左右。美国的就业市场也是在经历非常痛苦的调整，现在2014年年初美联储又在预测说今年将会是成为经济复苏的一年，我们现在已经对于美联储的评测表示了怀疑，但是今年可能会预测正确。
我觉得这样一个乐观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过，第一是我们认为美国的经济复苏比较慢，并不是说去杠杆还在继续进行，以后去杠杆已经结束。而且杠杆率已经在下降，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很慢而且很痛苦的改变经济做法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需要看美国经济能够在什么时候恢复在危机前做的一些事情，如果不把这样的一些泡沫清除干净的话是没办法的。
美联储为什么老是预测错呢？因为他们对于房地产的复苏总是有一些偏颇的说法，有一些人在预测美国经济的时候，是根据房地产的复苏认为经济会恢复正常，正常就是说2010年房地产的水平会进行重演。但是在新闻报道里面看到有很多愤怒的美国人民希望能够重塑经济的繁荣，在新闻里面也讲到就业没有改善的太好，所以对于房地产的复苏也会造成一定的拖延。更多的还是资本投资以及出口拉动的经济复苏，我认为在美国资本市场会继续复苏，因为世界经济对于美国经济的恐惧减少了。
其次，公司已经恢复了盈利水平，所以资产负债表上也是有很多的资金可以来部署。很多的政府官员也是跟公司高管说这些钱要派发给投资人，不要留在资产负债表上。另外还有一些的在降低成本和寻找新机会的做法，也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现在有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美国的就业市场。基本上我们还没有从结构上，或者说就业的结构不完善，但是现在这个结构在进一步完善。我们看到每一个空缺职位所应对的失业，大概是1.2，在一个正常的衰退里面这个数字增加到了2。在最近的一个危机里面一个空缺职位有7个失业工人，现在降了一点，但是还在3左右。而且很多的失业是周期性的，现在走出来的过程中看到有一些行业、有一些部门还是有一些空缺，但是找不到合适技能的人去填补这些空缺。最后我们终于到了一个时期，就是政策变得不是那么重要，更多是私营部门来拉动经济的复苏。因为现在在华盛顿什么事情都达不成，首先在政治层面上要把不确定性解决掉之后才会有一些大的实质性的动作。比如刚才讲到的贸易授权，还有在税法、税收方面的改革。
最后，再往美国之外的地方看。我们认为一个很自然的程序已经在中国开始，随着人口老龄化进一步的发展，需求会发生改变。就像其他富裕国家一样，居民不会买一些制造成品，而是买一些跟健康、教育、退休有关的产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转变。如果这能够实现的话，我觉得能够进一步缓解中美之间经济方面的紧张局势。当然也意味着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有很多的还是取决于大宗商品的繁荣，而且很多的经济还是以制造业作为很重要的引擎，所以对于中国以及对于其他新兴经济体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痛苦而关键的时期。
主持人：谢谢奥斯坦·古斯比教授，接下来有请于尔根·费琛先生。
于尔根：费琛：早上好！感谢邀请我参加分会。我想就所有的嘉宾来讲，我们这个工作是最难的，正像朱部长讲到的这样，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很漫长的复苏历程。但是我觉得有复苏就是好消息。我也想跟大家讲一些数字，从2011年到现在我们看到欧元区最大的国家，今年会有一些增长的抬头。从危机爆发到现在经常项目的赤字从2008年负7%，终于到今年扭亏为盈。当然这不是一个比较可以轻描淡写的成就，需要欧元区非常坚定、非常长期的努力才实现的，我认为欧洲现在有更好的能力来处理一些危机后的事务。
刚才讲到一些金砖四国的外围国家受到的影响比较大，他们遇到了很多社会方面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些国家也是看到了曙光，现在融资成本应该说是历史最低，所以有很多又重新了资本市场寻求融资，比如西班牙、葡萄牙，在出口方面已经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复苏，所以都是努力的结果。对于欧洲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当然欧洲还是刚才讲到的，之前有人说这是一个增长的危机，我们认为欧元区可能会有1.5%的增长，当然还是低于美国的水平，我们看到欧洲以及美国之间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速度的差距。最重要的一个弱势，有一些是在短期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点就是在人口结构方面的，短期之内没有办法做调整。第二点是过去五年的遗留问题的解决，也意味着所有在复苏方面的积极消息必须要审慎的来看，就是说有一些还是属于投资不足。另外欧洲的很多国家，除了欧洲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国际市场的融资。
第三，我们看到很多欧洲公司热衷于向美国市场去投资，还有一个是金融部门，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是受到了重创。所以欧央行[微博]也是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他们的工作虽然得到了很多的批评，但是他们做的好的地方没有得到太多的承认。因为很难在这个过程中做到取舍、做到平衡。欧元区的欧央行在系统里面帮助稳定系统这一块的工作，是做的非常值得称道的。最重要的欧洲项目，在我看来欧洲人民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没有看到，也就是所谓银行联盟的成立。我觉得这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在欧元区发生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当然它是能够推动金融市场强劲可持续增长的前提，而且对于欧元区也会非常重要，能够来提供融资，我们知道长期的增长跟融资的可获性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在欧元区原来跟美国是有比较大的反差，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没有美国那么深、那么广。我们可以说今年的11月央行将经过一个银行资产的审核之后，对于整个欧元区最大的28个银行有实质的监管和控制。这样的一种做法也会对于可持续的增长提供非常健康的支持，这样的一个银行业的联盟成立之后，对于欧洲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的企业融资的问题，而在过去的多年当中一直是困扰欧洲的一个问题。
此外欧洲的机构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对我来说这是比其他任何举措都是重要的一项工作。对于欧洲的机构来说，要建立一个在能源、劳动力，甚至每一个经济方面的统一的欧洲市场或机构，对于欧盟或欧元区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我想说的仅仅有一个非常健康、强劲的银行业，还不是对我们有欧元区有信心的重要原因。同时还需要进行社会改革，当然还需要经历非常饱受争议政治改革的历程和政治辩论的过程。但是最近有一个国家做的是最多的，也就是法国。在这方面法国的舆论至少已经发生了转向，也就是说没有这种政治和社会的改革，我们欧元区就很难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体进行竞争。对于欧元区未来的发展来说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想要和其他地区来进行竞争的话，必须要提升我们的竞争力，只有通过所有面临的问题才能够提高竞争力，要解决我们的失业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对于年轻的欧洲人来说是巨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高失业率。如果不解决高失业率问题的话，我想整个欧元区的社会稳定都会面临危险和风险。
之前大家也提到了欧盟和乌克兰的关系，以及乌克兰现在的局势对于欧盟的问题。我想在我个人看来这并不是一个问题，乌克兰对于欧盟或者欧元区经济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但是我所担心的是这样一个局势会有溢出效应。对于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可能会对欧洲的金融带来扰动。如果有螺旋上升升级态势的话，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独善其身。欧元区大家可能也忘掉了。事实上今年是世界一战爆发一百周年的纪念，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一百年前发生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现在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尽管现在的局势是这样的，我并不认为会对欧元区的复苏造成太多的影响。
主持人：接下来有请马丁·沃尔夫先生。
马丁·沃尔夫：我也想像前面其他的发言人一样，不再用我的幻灯片了。我这个幻灯片在大家手上的书里面都印了。我有6分钟时间，我来自北大西洋，这也是我的家乡所在的地区。
我跟大家谈谈对2014年经济的展望，对于我来说也不会这么盲目自信或愚蠢，想声称自己就是一个能预测经济发展走势的人。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展望。
在中国来说，是唯一经常证明经济预测错误的国家，今天我跟大家主要谈三个事，一个是世界经济的展望，主要是关注于北大西洋地区。第二个有可能我们的现实会比大家想象的要好。第三个如果现实比想象的差又会怎么样。大家看一看总的对北大西洋地区的看法，你会发现这个地区的经济是在复苏。
危机七年之后我们发现经济的确在复苏，这样的复苏会持续多久？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世界经济去年是增长了3%，可能我们还会有预期，我们当中一些人预期美国经济在2014年实现3%的增长，有些人预期欧元区至少在今年会出现一些生机，在连续几年GDP收缩的情况下，今年可能会实现1%或1.5%的增长率。德国可能有差不多1.5%的增长，日本可能也会有1.5%，英国可能是这些国家中预期增长最快的。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整个重新泡沫经济的过程当中，因此对于英国政府来说这也是要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经济预期速度会比其他国家高一些的原因。对于亚洲地区，以及包括撒哈拉以南的经济也在增长，但是总体来说对于未来经济的预期还是向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对短期来说有乐观的情绪。
为什么说经济的现实比我们预测更好呢？尤其是看看北大西洋地区的话，我们会发现有三个是需要关注的，有了这三个因素可能会让我们对短期的前景有乐观的看法。首先整个地区金融的条件或者状况不断的改善，同时包括长期债券的发行，整个北大西洋地区长期债务发行的收益率在下降。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有6个百分点的差距，也就是说德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和意大利、西班牙这样的国家十年期债券收益率的利差是6个百分点，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利差慢慢减少，差不多少到了只有一个百分点，所以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大家可以看到德国的收益率还是非常低的，差不多只有2%，可以看到英国是有点上升，大家可以看到英国的经济也在复苏。
大家可以看到西班牙和意大利长期债的收益率在下降，下降到4%左右，所以这也是让我们感觉到对于危机的恐慌已经结束了。当然我们没有人会说认为未来一定会朝这样的方向来发展。第二点是我们在发达经济体当中是绝对没有任何通胀的风险，至少从现在来看我们的央行的确采取了大量的措施，即使通胀上升的话也有很多手段来控制通胀。现在我们所有的发达经济体的情况，所有的GDP增长或者产出都是低于危机之前的趋势产出的。尤其是美国，大家看到英国和欧洲也是，我们实际产出是远远低于趋势产出的，这就意味着我们金融情况在改善，通胀又是可控的，同时在产出方面有巨大的潜能，所以我们就有经济继续增长乐观的预期。
我们也会问为什么这样的预期会比现实更糟糕？那就是更加悲观的想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那有三个原因。我们一直以来都是采取着超级积极的货币政策，在过去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已经延续了六年，这样超级积极的货币政策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我们现在的确需要在结构上对于这样的情况进行改善。所有的这些必须得到很好纠正。同时还会出现长期停滞的威胁，随着货币政策实现正常化，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样的货币政策至少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会回到危机前的水平或状态，但是这种货币政策的正常化会对资本市场和资金流造成冲击，在欧洲是这样的情况。
尽管我们有超级、积极的的货币政策，但是欧元区却没有实现实际国内内需的增长。我想说的是零，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五年当中欧元区没有任何实际内需的增长，德国在过去的三年当中也没有实现任何的内需的增长。在这种方面，在内需的增长方面整个欧元区增长是非常乏力的，整个欧元区很大情况是依赖于出口或外需，这也是我说欧盟还面临非常巨大通缩的风险。除了这些我想其他的预测都是对的。
主持人：下面邀请杰弗里·萨克斯先生。
杰弗里·萨克斯：谢谢大家，就几分钟的时间对世界经济的前景做一个交流。总的对世界经济的预期差不多是3%到4%的增长率，发达经济体差不多是0.5%左右的增长，而新兴经济体差不多是5%的增长率。这样的起点应该说并不糟糕，对于这样的一个起点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判断，所谓的判断就是我们的世界经济是在增长，新兴经济体增长的更快一些，可以预期这样是一个常态或正常的情况。
什么是不正常的呢？不正常就是说我们出现了所谓的大的冲击，对于基本的增长机制造成了影响或者干扰。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有五个这样的冲击，在过去几年当中有1993年到1995年、1979年到1982年、1997年到1998年以及包括2008年到2010年，这些时期出现了这样的冲击。这种全球性的重大性的经济冲击，使得全球增长率偏离了基本正常增长的抛物线或轨道。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或者说前景怎么样呢？我想说这样的前景并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在过去五个全球性的冲击当中，我想至少有四个根本性的因素导致了五个全球性经济冲击或危机。
首先，是由于石油价格攀升或波动造成的冲击。第二，有一些冲击是由于信贷的冲击或银行业的恐慌所导致的。第三，绝大多数的危机都是由于一些周期性的原因，比如说在供应侧的冲击，包括原材料、初级产品的价格导致一些国家市场的波动。第四个原因是一些地缘政治的原因，也对于经济的危机带来了影响。在这儿我也不会太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到底四个因素对于现在经济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讲一讲在能源市场，一方面我们有一些稳定的要素或因素，比如美国有一些大的油气资源正在开发，但是并不是说这不会带来全球供应的波动。事实上我们在欧洲现在有非常严重的危机，我们在整个中东地区也有不稳定的局势。这样目前看来不会对能源市场带来巨大的风险。但是我们如果闭着眼睛说这些风险不存在的话，那也是开玩笑。
在信贷方面我同意马丁·沃尔夫先生的判断，就是整个信贷的形势已经向好或者在改善。对于绝大多数的主要经济体来说有风险，比如欧元区的风险还没有结束，克里米亚的局势可能也是未来金融市场波动的一个潜在触发点。此外中国所谓影子银行的危机也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我觉得还存在潜在的信贷风险，我觉得主要风险方面的判断或预测是我们必须要对这些风险提高警惕。第三是关于气候的一些冲击，当然这种冲击通常会忽略它，但是必须要重视。比如厄尔尼诺的影响，比如1989年到1992年等等过去几个危机，在粮食供应方面都会出现所谓的不稳定，尤其在新兴经济体当中出现了粮食供应的不稳定。我们在过去的14年当中，在1998年到1999年是非常大的一次厄尔尼诺的情况。从未来某一个试点开始又会进入新的周期，进入这样周期之后会面临一些非常重要的不稳定的因素，尤其是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地区。我在巴西之前，在圣保罗，现在看到农业只是实现了差不多15%的产能，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事实上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最后变成实质性的对于供应的影响呢？我们没有人能知道。并没有在这方面明确的可预知能力。
但是气候的冲击是实实在在的，他们很严重。而绝大多数的经济预测家都没有考虑它们。事实上它们确实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对于全球的经济实现巨大的冲击。最后是地缘政治的冲击，也是具体的，也是重要的。克里米亚的危机并不是一个小危机，除非人们想要刻意把它描述成很小的危机，而事实上它并不是。乌克兰放弃了核武器，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他们被保证有所谓的核保护伞，是美国、英国和俄罗斯提供或者是承诺这样的保护。因此整个全球的核武器的管制体系现在却面临着这样的风险，因为当时提供了这样的担保之后，在2004年放弃了核武器。而现在这个局势发生了变化，并不是说这样的事情都会变成事实，我只是有这样的担忧。而这个危机是的的确确事实是存在的，可能会对全球的经济产生影响。
在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的紧张态势正在不断的上升，我们想说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热点，有很多地区还是很不稳定。而且这些可能会对我们主流的经济预测带来巨大的干扰，或者是影响。我想所有的这四个主要全球的不稳定或者冲击的来源，可能都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影响。无论是能源市场还是气候、地缘政治，所有的这四个因素都是存在的。
我们主流的经济预测在某些时候或者很多时候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有的时候看着像真的或者是真的，但是事实上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以可信的全球管理的体制来管控这些风险。最后我想再一次强调，明天我也会再一次重申我想说的这个观点。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一部分问题，事实上是由于所谓的经济发展的模式，仍然是充满问题的，或者是弊端的，这是全球的经济发展模式。
我们一直是希望推动由消费驱动的经济，那是在美国的一个框架下在推进的。但事实上这种消费驱动的模式并不是可持续的，我们事实上需要由投资驱动的增长、创新驱动的增长，还需要绿色的增长，也就是说环保有益的增长。现在我们在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有这样管理的架构或体制，来帮助我们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在美国和欧洲投资的瓶颈是非常严重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很好的投资的复苏。的确我们在这个地区有很多资金，但是政策却完全属于瘫痪的状态，他们所有的这些国家都在改革方面举步不前，并没有实现所谓投资驱动的增长。
我们在做的一些工作是不断的重新制造泡沫，还不停的要中国跟我们一块做，就是让我们更快出现内需促进增长。我认为是更多的投资，大家不要浪费我们的储蓄，要把储蓄用到该用的地方。怎么用呢？比如投资到低碳的领域，投资到可持续城市的发展，同时投入到为全世界建立可持续生活方式当中来，而这一切现在并没有发生。最后，我们是需要一个金融的模式，这样的金融模式和我们的经济是一致的。美国的金融模式是适用于投资型的增长，把长期的一些持续放在对冲基金里面，然后把它变为短期的融资，把它变为信用卡的按揭。我们需要有长期的一些资金变为长期投资的永续的渠道，才能够对于一个长期的项目有比较结构化的融资。这样的一种融资渠道、这样的通道才能使经济增长更加可持续。
主持人：关于世界经济每一个人都带着很多的问题，我相信刚才六位嘉宾精彩的演讲已经回答了大家心中很多的问题，同时他们的演讲也会激发大家的思考，大家也会形成新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还可以提一个问题。
问：非常感谢，我是摩根大通的杰克。我有问题想问奥斯坦·古斯比教授，您刚才提出有一些比较有利的证据，显示美国的高失业率是周期的，你的事实依据是失业人数与就业空缺的比率发生的变化。我的问题是你怎么把它与美联储提出的失业利率相匹配，为什么失业的时长还是这么长？
目前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失业人数里面40%以上都是超过6个月、半年以上的失业时长，很多都是结构性的问题导致的失业。奥斯坦·古斯比：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失业的时长是越来越长，一方面的原因是高失业率、高起不下有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降下来。到现在为止谈到失业的时候，这个出发点、切入点都是有些错误的。现在要把失业率是否降到6%以下，我觉得你讲的很对，在美国有这样的危险，把失业孤立还来放到孤岛上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在欧洲、美国其他历史时期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美国最近经济顾问委员会也是提出了，可能只有10%的几率长期失业的人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就是说失业长过12个月的话，再回来就很难了。到目前为止，看到大部分的失业更多是周期性的。
主持人：我们不得不承认时间的速度要比世界经济的速度快得多，现在这一节的时间就已经到了。在结束之前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对六位演讲人的精彩演讲和他们的回答问题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