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视财经频道连续播出了六集纪录片《国企备忘录》，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当下的国企？国企应该怎样继续作大做强？国企的红利又应当如何分配，才可以让全体百姓受益？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史小诺和特邀评论员国企改革专家周放生、著名财经评论员刘戈共同评论。
　　纪录片《国企备忘录》受到关注和热议，如何看待国企红利和它所获取的资源？国企内部激励和回馈社会之间是否存在冲突？下一步国企改革重点又该落在何处？
　　于德水(原沈阳冶炼厂工人)：沈阳冶炼厂的大烟囱，它的高度120多米，　比这楼房还要高得多，它是沈阳工业的象征，我们曾经以自豪的大烟囱，在我们心中彻底没了。
　　张德忠　(时任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文化革命期间，他们书没读完，赶上动乱，然后下乡，下乡的遭遇不用说了，然后好不容易赶上回城的机会，参加工作了，企业好了几年，过了几年。然后他们又下岗了，他们心里肯定想，这些倒霉事怎么都让我们摊上了？如果我不做这个工作，走点小后门，估计还可以，我心里不客气地说。后来她(妹妹)是尿毒症。她走那天春节晚上，我在病房里，春节那天我在病房里陪她。
　　从2011年开始，国资委下辖的117家国有企业每年都要向社会公布，各自的社会责任报告，接受公众监督。
　　王勇(国务院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向社会发布我们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就向社会亮剑了，就是我们企业在社会责任上，我们作什么承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还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2008年秋天，世界金融危机陡然而至，中国铝业公司2008年前七个月盈利82亿，年底变为亏损62个亿，国际铝价半年内跌落50%。在空前的亏损中，刚出任总经理的熊维平率先把自己的薪水降了30%，公司副总降了15%，降薪人员涉及五千多名企业干部，一场生存之战就此展开。一位职工写下了这样的话“论经验和阅历，我们只能在铝冶炼行业有优势，论吃苦耐劳，我们不一定比农民工强，如果企业在这次危机中倒下，让我们的广大员工到哪里去寻找工作？”
　　熊维平(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说实话，我经常把这三个数据，二十万人，一百万家属，一千万的间接就业，始终是在我的脑海里面，始终是沉甸甸的。我这个人还真的不会去要什么，只能是带好我这个班子，带好我这个团队，带好我这个队伍，通过市场的行为，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自己。
　　目前部分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处于深度的下滑状态。1月27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12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14630亿元，同比下降5.1%。
　　王勇(国务院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国企改革任重道远，国企发展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只有前进，没有倒退。

　　刘戈：不能忘记为国企改革付出惨烈代价的工人们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我同学当年经历了这样的历程，我有同学工作了十年，七千块钱就买断了工龄，什么都没有了。还有同学看了《国企备忘录》以后，他说，终于有人站出来为当时工人的牺牲说了公道话。我觉得这是对这部片子非常高的评价，也就是对于那段可以称作是惨烈的历史的评价。那个时期到现在，是十来年的时间，可能有一些人已经淡忘了。但是对于付出过惨痛的代价的改革的这样一些人，对于他们来说，是把这种记忆重新唤醒。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这样一个改革历程，需要一个全面的梳理，也就是哪些地方做对了，哪些地方做错了，做错的地方，以后不要再犯那样的错误。

　　周放生：国企的发展还是要靠改革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我是历史的亲历者，《国企备忘录》所反映的情况其实是挂一漏万，当时情况困难的程度比片子反映的还要严重。当时因为国企用员很多，这是传统的体制留下来的，没有办法就采取下岗分流的办法，所以很多职工下岗之后，拿了点钱就买断了工龄，然后自某生路。他在企业里本来是很专业化的操作工人，非常专业，脱离了企业之后，很难在社会上有生存的技能，所以很多职工非常困难。当时各种情况都有，女同志更多的就回家了，男同志有的去练摊，有的重新到别的企业去给民企打工，甚至像我们一些三线企业，因为他们靠近农村，他们就给农民打工，比如帮着农民种地，帮着农民去乡镇企业去工作。甚至帮着农民养猪，这种情况都非常多。
　　我们过去的国企改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包括物质上的，包括很多工人下岗，承担的精神上以及各方面的代价，这也是改革的成本。任何时期都有成本，如果没有过去的改革成本，就没有国企后来的变化，包括整个经济发展的变化，可能都是当年的国企打下了的基础。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国企和国企今后的发展还是要靠改革，如果说丢掉了这一点，我们过去付出的代价就不值得了。

　　周放生：国企首先承担的是社会责任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国企有别于其他的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首先承担的是社会责任，就是当社会责任跟企业利益，企业盈利目标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让利于社会责任。但是企业责任第二位就是企业责任，但是企业责任跟企业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让位于企业责任，第三位才是盈利，我觉得这才是国企有别于其他企业的区别。
　　最典型的是中粮，它虽然也是生产全链条，但是它第一责任不是说生产出多少产量的农产品和赢多少利，第一就是食品安全。买中粮的产品就放心，那么可能在保证食品安全上，会投入最更大的成本，可能利润赚的少了，社会责任是第一，这时候就要盈利让利于社会责任，保证食品安全。

　　刘戈：国企要和整个国民、国家的发展目标合拍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其实国企的情况也不太一样，有的国企就是在完全竞争市场领域里，有的国企相对而言守着一个垄断的地位，还有一个国企是在搞科技、国防，这样一些目前民营经济不可能进入，没有能力进行发展的领域里，这些情况也是千差万别。那么对于责任的理解是什么？我们现在国有企业的责任，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来自于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有所区别。因为在那个里面，你做好对你的员工，对环境、对股东、对于消费者、对于社区等等的一个关系就够了。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来说，在发展过程当中，要和整个国民、国家的发展目标能够合拍。比如你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有所选择，比如为什么我们最后会让央企中非主业搞房地产的企业退出，因为你干这个事情就是不务正业，你应该干什么？比如像中化，原来是进口化肥，现在就是进一步培养优良的种子，这一步可能是我们国家的薄弱环节。那么国企做这样的事情，我想老百姓是欢迎的、支持的，而不是过多地、一味强调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杨燕绥：国企红利可以用于社会保障储备基金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国有企业创造的红利中的一部分，可以用于社会保障储备基金，或者用于解决当前的支付基金，甚至国有企业还可以作为养老金的托管机构，确实保证养老基金保值增值这样的目标。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设施，还有归公服务基础设施的提供者，国有企业应当最讲求质量，发展长远规划，不能是急功近利搞一些豆腐渣工程，应当让人家放心的工程，做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建设工程的标杆。它们的员工福利、员工薪酬应当具有一个公平性。

　　刘戈：国企要有社会责任　带头做民企做不了的事情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对不同的国有企业，要有不同的分析，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有一些企业已经完全进入到市场竞争领域里，他和其他的一些民营企业、外资企业都进行平等的竞争，而且竞争得很惨烈，这是一种情况。有的企业相对而言具有垄断地位，他们挣钱的方式、管理的方式都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企业，我们现在在管理上是不是可以有差距？比如像对于人才的使用，一方面，你可能需要有高薪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另一方面，如果占据相对垄断地位的企业给员工和领导开过高的薪酬，大家就不高兴，这里面也有一个平衡的问题。
　　有一些垄断性的企业，它如果把下游都充斥的太厉害了，那么民营企业就有意见了，机会就没有给大家留着，所以你要能够把别人做不了的事情，你带头去做。然后你的下游能够带动很多的民营企业和一些中小企业，让他们也能够捡到上游剩下来的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大家就形成一个生态圈。而不是说你在这个地方吃的干净，让整个社会对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价值，就有不同的声音。

　　周放生：目前国企的体制和机制还不能适应市场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现在国际竞争了，有一些国有企业困难、亏损主要原因不是外部，主要原因是内部，是自己的管理问题，是自己的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市场的问题。因此对于这样的企业存在的问题，根本的出路在改革，在通过机制、体制的变化，在市场当中去锻造。不能再用传统的、老的办法，希望国家来救，希望国家资本来救，这都不是出路。
　　我们可以形成一些分工，比如需要长期大投入的，可能对民营企业来说，不能忍受这么长时间的投入，那这就应该是国企来做，是国家需要的。那么下游就放民企做，国企不要通吃。我们现在国有企业母公司基本上都有独资公司，或者国有独资企业，也就是说，它还是传统的体制，那么就应该开放产权，按照中央的精神就是股权多样化。股权多样化不是在国有经济内部体现的，一定要引入民营资本，引入外资资本，形成混和所有制，这应该是一个改革的方向。
　　再一个就是开放市场，我们现在有一些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比如说我们的军工产品，我们军工产品配套这部分逐渐开放了，那么要有一些常规武器，有一些产品还是可以向市场开放的。还有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能够促进国有企业的发展，而且这种股权的融合，能够使两类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