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舌尖上的浪费、腐败成了众多媒体上的流行语。我们看到大小酒店里，有着一桌一桌酒足饭饱之后，几乎没有动过的山珍海味，这不断地刺激着我们的眼球和神经。有记者调查发现，具有中国特色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正在使公款宴请大吃大喝悄然地转入到了“地下”。我们为什么管不住公款吃喝的这张嘴？这样的铺张浪费背后暴露出多少让人深思的问题？眼下在浪费背后的这些腐败问题，到底如何解决？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和特邀评论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著名财经评论员刘戈共同评论。
餐桌浪费不减，公款吃喝转入地下，记者酒楼餐厅暗访，竟然遭遇麻烦，还有多少官员有胆变通方式继续公款吃喝？遏制舌尖上的腐败最重要靠什么？
这几天，央视记者来到了一家位于北京市朝阳公园附近的酒楼。据服务员介绍，这家包房内是一个公务宴请活动，就餐标准是15人4000元，人均消费270元左右。
客人走后，记者和酒楼厨师走进去发现，有四五个菜品基本没怎么动。其中一道菜叫全家福，价值688元，里面的主要食材有鲍鱼、鱿鱼、大虾、鸡爪、鹅爪等，但就是这样一个大菜客人却吃了不到一半。在另一个包房，菜品浪费更为严重，三四道大菜客人吃了几乎不到一半，酒楼经理告诉记者，他们包房的业务主要是公务、商务宴请，食物浪费也主要集中在包房。
兰州的孙伟汉开这辆餐厨垃圾回收车已经一年多了，一晚上下来，就能回收5吨左右的餐厨垃圾。
孙伟汉(兰州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厂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240升的桶能装3桶。
记者：一个店三桶啊？
孙伟汉：一个店三桶。
他所在的兰州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厂2011年3月投入运营，厂里的45台垃圾回收车轮番作业，每天要从兰州市主城区的2600多家餐厅回收剩饭剩菜。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调查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存在严重的食物浪费现象，保守推算，全国一年仅餐饮浪费的蛋白质和脂肪就高达800万吨和300万吨，这相当于倒掉了两亿人一年的口粮。
袁隆平(中国工程院院士)：我们国家人口这么多，耕地又这么少，我们的水稻产量每亩提高十斤，五斤都是很难的，只有拼命提高单产，却被浪费了。浪费是个可耻的行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现在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法规政策)，把浪费当成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它。
何兵：根本原因是我们的财政不公开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们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社会的特点就是，你要不断地维持人情关系，你如果和上级领导没有一个人情关系，你和一些同事没有好的人情关系，那你办事可能就受阻，你将来可能就提拔不了，所以他必须要用这样一种盛宴来进行一种人情维系。如果说你请人吃饭，我也请人吃饭，他也请人吃饭，那我为什么让领导对我印象更深呢？所以他跟别人工作的竞争变成盛宴的竞争，就是说你上来一头羊，那我就会上一头牛，所以他就会越来越铺张，越来越浪费，这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如果说到法治社会里，它的关系是用法律定的，它不是靠人情定的，那这个关系就会比较简单化了。
当然这样的原因是，他总是花别人的钱不心疼，要是花自己的钱他肯定是心疼的。第一用政府公款来请吃请喝，我们有很多的制度是不允许请吃请喝，或者说我们四菜一汤等等。有制度，但是他不落实，关键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财政不公开，它花了多少，它给你报的都是粗帐，它不给你报细账。比如今年说办公经费500万，那500万干什么他不告诉你，其中吃喝是多少钱不告诉你，甚至我们一些制度本身是鼓励吃喝。比如你可以报10%的餐饮费，但是你不能报多少的劳务费，也就是说我们有些制度是不合理的，你不能拿劳务费，但你可以吃喝，这变相刺激了这么一种吃喝；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官员来说，他的升迁的问题，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有些往往领导个人意志的因素比较大，而整个社会面，老百姓的评价可能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要考虑我尽量给领导加深印象。
刘戈：我们对财政的三公消费是一个软约束 不是一个硬约束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以前的大吃大喝是吃给胃的，因为以前的生活状况不太好，我到乡里面，很多干部甚至带着家属来吃饭，那个时候是吃给胃的；后来是吃给脸的，也就是说，我在饭桌上，通过吃饭的内容和喝酒的方式最后决定谁的脸大，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最后造成一顿饭一头牛的习惯，可能还不止一头牛了。
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对于财政的三公的消费，它是一个软约束，它不是一个硬约束。带来的后果就是它真正的办公场所不在办公室，也不在会议室，而是在酒桌上，所以那么因为是这样的一个软约束，花这个钱的时候，他一定会多花，花到最后的话一定会产生“剩”宴。
李成言：规定和政策全都形同虚设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第一，就是我们的政策，包括制度的制定上不科学，比如什么四菜一汤，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最后这些规定全成了泡影，全成了虚设；第二点，这些政策出台之后，执行力非常差，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一些人还是不把这个当成重要的行动命令，还是在那里有禁不止，有令不行。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监督的权利，还是需要到位，我们现在很多监督，都是不到位的，甚至我们的监督者也在里边，按照这样奢侈浪费的做法大吃大喝，首先这个监督者要带头，而且要敢于去监督，才能把这个问题真正实打实地解决在实处。
何兵：我们应该在问责上下功夫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必然的，为什么？现在的这种问责是用领导对领导问责，可是他请吃饭请的就是领导，然后你让领导来问他的责，你问不下去。要么请领导，要么请同事，怎么能问责？所以我们说，用制度把权利放在笼子里，它有一个命题就是说，这个笼子谁来看管它？如果就是领导们自己看管这个笼子，那么这个笼子一会儿就打开了。所以必须要人民群众来看管这个笼子，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吃喝到最后总是吃老百姓的钱，所以老百姓对这深恶痛绝，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我们说，有几个制度建设是必须的。第一，财政公开，这个解决你的钱袋子问题；第二，官员任命过程中，如何尽可能地让人民群众对他的工作满意度能够纳入他考核的重要指标，如果说老百姓都不满意，你就上不去，那他就应该把他主要工作精力放在做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工作上去，他就没有时间去在那吃喝。
在八几年，我们就推行过四菜一汤的制度，但是到了下面就变成四盆一缸，它恨不得很大的一盆，所以你采取这种方法实际上不解决问题。根本问题就是，一个把钱袋子掐的死死的；第二个从问责上。我们这些年有一个问题，就是总觉得吃吃喝喝就是个小事，最多领导批评一下，从来就很少有人说因为吃喝被免职的。你要比较一下，看看国外，确实你要超标接待的话，它能够直接导致你辞职。所以从认识角度来说，吃吃喝喝绝不是小事，它会导致我们财政是一方面，一方面使整个社会风气，因为官风会影响民风的，官风奢靡，民风就奢靡，官喜欢奢，民只有迎合你，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要害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说很多资料表明，正常一年要浪费差不多一两亿人的口粮，所以我们应该在问责上下功夫。
刘戈：表面上是舌尖上的浪费 实际上是舌尖上的腐败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从当下的角度来讲，从具体的操作细节上来讲，其实也有改正的空间。比如2006年，我们有一个党政机关的国内公务招待的管理规定，这个规定里，它对于什么情况下要有公务招待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定，对于招待的内容，方式，以及事后的审计，也缺乏特别详细的规定，那么这样就给出来一个很大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可能就是有一些可吃可不吃的，现在一定要吃，可少吃的，最后一定要多吃。
我到四川的一个农村里采访，这个村里现在搞财务公开，那么最后村委会的这些人去买一个笔记本，甚至买一个包都要张榜公布。那么其实我们每一级的财政里，我们把每一个基层单位支出的明细，甚至每顿饭的菜单是不是可以都列进来？那么最后可以查询，这样的话，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能够往前推进一步。也就是说，如果你这顿饭吃的太过份了，点了鱼翅，鲍鱼，海参，喝着茅台酒，那到时候菜单上可以查出来。所以如果能够在细节上进行进一步的推进，我觉得也能起到一定作用，虽然不是根本性的作用。比如我们以前的四菜一汤，这是从明朝朱元璋流传下来的这样一个做法，给皇后娘娘过生日就四道菜一个汤，什么菜？炒菠菜，炒萝卜，炒白菜，汤是豆腐汤，那么以后公务招待就是这个标准，一直延续下来。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可以把四菜一汤的标准就作为公务招待的一个严格制度。其实这种现象表面上看是舌尖上的浪费，实际上是舌尖上的腐败。
何兵：我们的制度要接地气 要让公众能有效地进行监督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实际上这种奢华之风，官员实际上自己有时候也挺痛苦，因为有的官员一晚上有两桌到三桌，身体实际上也拖垮了，但是他为什么不行呢？他说别人已经请了，我隔壁县县委书记已经请了领导了，那我不请不行。谁不请不尊重，那我请了这个人，我不请那个人是不是也不合适，所以你到基层去看，那个县委书记，县长实际上也很矛盾，天天晚上耗在那，他也很烦，那这些问题陷入一种困境，每个人也陷入一种困境。解决这个困境靠个人是不行的，每个人是摆脱不了的，只有靠国家制度来推行它。所以我们一再说要推行这种用制度把权利关进去，这样解放每个人。
我们的制度始终要接地气，就是说如果人民群众能够有效地监督它，这个制度就可以运行。我们刚才一再说，你把钱袋子打开，你总得花钱吧？你如果花政府的钱吃喝，你必须报帐，让菜单上网。还有你要是吃别人的请，比如不用我们财政的钱，我到企业去吃，那定位于受贿，我送你钱也是送礼，我送你吃喝也是送礼，那么认定这是一个受贿行为。再有，其实我们谈的实际上是一个依法办事的问题，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形成一个依法办事，那就是我请你吃饭也是这么个结果，我不请你吃饭还是这么个结果，那我请你吃饭干嘛？
刘戈：饭桌上往往吃的不是饭 吃的是权利的交易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我们看到的，一桌饭可能没怎么动最后就倒掉了，可能未必都是财政里能够支出的那一部分，可能另外还有很多隐蔽的方式，也就是说，其实不是用的财政的钱，但是因为已经形成了这个习惯，它总要有人来出这个钱。比如说在有的地方，会有民营企业跟着领导，领导走到什么地方，就去给领导买单，这也是一种方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种方式不当成犯错误，也不当成犯罪，那么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这是一个人情世故的关系，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饭桌上往往吃的不是饭，吃的是权利的交易，那么我们最终要从根本上怎么去抑制这样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抑制这个权利的交易，而不仅仅是抑制这顿饭。
刘戈：要有明确的规定 并且能严格的执行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有明确的规定并且能严格的执行，我觉得可能对于干部也是一种保护，保护他们的身体，保护他们的家庭关系，那么可能也会得到大部分干部的支持和理解。
何兵：必须完全公开透明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吃喝问题，我们几十年一直想解决没有解决，所以从比较法角度来说，我们看看别人是怎么干的。比如说菜单上网，这不是一个新创，你在瑞典就知道，首相如果请人吃饭，他请谁吃饭，上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当时安排人陪客了，他全部都上网，这是全部上网，完全透明，你自己请人吃饭当然没问题，你要是拿公款请人吃饭菜单都要上网，花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