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而言，经济增长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源泉或有三种“增长”方式。
　　第一个是得自贸易的收益。其中的道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得已经十分清楚。但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是有条件的，也就是必须保证交易的顺畅实现，同时也要有足够大的市场规模来容纳分工和专业化。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又称要素流动收益为得自贸易的收益。为了表示尊重，得自贸易的收益又被称之为“斯密增长”。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第二个源泉，就是刚才被我们假定掉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特别是创新对生产率提升的贡献比较直观，也和人力资本密切相关。这种源于创新的增长又被冠以“熊彼特增长”之名。
　　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第三个源泉来自于制度创新。我在阅读中发现，曼瑟·奥尔森在《权利与繁荣》一书中对此命题的论证简洁透彻。故将源自于制度创新的增长称之为“奥尔森增长”。
　　上述三个经济增长源泉是我们思考中国未来发展的最为关键的角度。我们政策的会聚点亦应该集中于它们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