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经济的“战略机遇期”问题，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和黄育川等智库专家认为，中国目前的投资驱动型模式不可持续，需进行“增加消费比重、降低投资比重”的经济增长再平衡。中国在未来5到10年将面临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投资过度与压抑消费威胁中国经济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接近1%，但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速为7.4%，已连续七个季度放缓。
　　美智库专家认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是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过高，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过低，经济增速放缓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开始感受到转型压力。如能调整好两者关系，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可扭转短期经济放缓态势，并为中长期更强劲的经济增长打下基础。否则，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将可能大幅放缓。
　　迈克尔·佩蒂斯曾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担任教授。他认为，中国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是疲软的出口和不断走低的投资，而投资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佩蒂斯表示，根据历史经验，基本上每个国家在工业化初期总是可以相对容易地找到经济上可行的投资，但到较晚阶段，一般会出现投资比重过高而投资效率下降的失衡状态。中国当前就处于过度投资的失衡状态。
　　尼古拉斯·拉迪以研究中国经济著称，是《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等书作者。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拉动。中国投资增速快于经济增速已延续10年，这从长期来看不具有可持续性。目前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高达48%，“这个比例必须降下来”。在未来5—10年，中国需要逐渐让投资占GDP的比重回落到40%左右，而消费占GDP的比重应比目前提高大约10个百分点。

　　目前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两位专家都认为，无论是从被动还是从主角度看，目前对于中国都是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期。但二者对经济转型所要面临的风险有着不同看法。
　　佩蒂斯认为，中国进行经济增长再平衡的过程将相当艰难，基于四个原因：
　　一是当前全球经济状况和中国自身的经济状况十分复杂，再平衡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
　　二是因其巨大的经济体量，中国过度投资的失衡水平非常高，可能已超过此前历史上所出现的情形。
　　三是从中国扭曲的经济增长模式中获益的巨大利益既得者群体将对中国经济重大调整设置障碍，转型可能会因政治因素难以进行。
　　四是再平衡过程本身有一定风险。再平衡的政策可能在短期内使中国出口竞争力下降，对商品出口行业、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冲击。
　　佩蒂斯说，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投资驱动的经济最后都面临巨大的债务问题。中国不可因再平衡过程艰难而裹足不前。实际上，越早结束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对中国越有利。只要着力提高家庭收入，再平衡过程中的社会风险便在可控范围。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转型，经济增长率在几年内从9%跌至O%附近，但家庭收入占经济比重以1.5%的速度增长，因此并未出现社会动乱。
　　拉迪则对中国经济再平衡中的风险表示乐观。他认为，中国目前进行经济转型有三个利好信号：
　　一是加速推进经济改革的思想基础已在中国确立，人们对于“经济需要改革”已形成共识。
　　二是家庭消费稳步增长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乐观迹象。过去10年中国实际私人消费年均增幅接近10%。更重要的是，虽然过去两年实际投资增速已跌破10年来平均水平，但实际消费增速却高于10年来的均值，意味着以更强劲的消费支出抵消投资增速放缓成为可能。
　　三是中国经济有潜在调整动力。随着未来几年劳动力增速放缓，工资增长速度预计会比前几年更快，扭转长期以来工资占GDP比重不断下滑的趋势。工资加快增长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的生产者很快会变为消费者，一方面可降低企业经营盈余，从而使投资增速放缓。
　　但拉迪同时提醒，中国从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向消费驱动型模式步伐不能过快。如果投资占GDP比重下降过快，而消费占GDP比重又无法迅速提高，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受影响。

　　推进经济增长再平衡需多管齐下

　　美智库专家认为，为实现经济增长再平衡对经济结构进行改革，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产业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需做好准备应对改革中出现的挑战。
　　佩蒂斯表示，中国经济再平衡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逐步提升汇率、利率和工资，消除当前政策对市场的扭曲：二是“国退民进”，逐步私有化银行业和其他国有企业等国有资产，包括土地私人所有制的建立和户口制度的放开。
　　他认为，未来10一20年，中国的重心是“蛋糕分配”，提高家庭收入占GDP比重并降低国有比重。未来10年，如果中国坚定实施再平衡战略，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下滑，但家庭收入增速将达到5%一6%。
　　黄育川表示，投资消费再平衡是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经济的长期目标应聚焦于两方面：一是打造一个更有效率的经济，二是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中国需放松对私营经济的管制，建立私营部门投资的长期激励机制，以释放私营部门被压抑的潜力。此外，中国还需取消户口制度的限制，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速城市化进程。
　　拉迪认为，有四方面的改革对中国至关重要：一是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实际利率的提高将增加居民收入；二是要减少对制造业的补贴，从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三是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币值的低估是造成中国制造业过度扩张的原因之一；四是加强中国的社会安全网建设，为居民提供更完善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保障，从而降低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并增加个人消费。
　　拉迪称，经济再平衡是一项中期改革，这一过程不会容易。要想取得成功，中国政府需逐步取消以往的不均衡发展政策。如果能做到这点，中国经济虽然不会继续两位数的经济增速，甚至在调整过程中出现短期增速下滑，但三年后中国经济可能达到7.5%一8.5%的较高增速。